2024 年,清明
第二次来到白虎涧。第一次是孤零零来,第二次则与笔友一起。每次都是地铁、公交、步行。无论从北京何处出发,往返至少耗时三小时。
清明时节,天色阴沉,空气很差。陵园保安一直冲我们微笑。他知道我们为何而来。山石上,一群年轻人坐着聊天、合影、面对面建群。这次再来,墓前的花、酒、信件都添了许多。书也更多了:除《我的精神世界》,还有些我不认得的书名。我还是那个感想,像摇滚明星的墓。
在墓边又只待五分钟。随后与笔友离开,尝了附近阳坊胜利的起源店。据说此地原名“羊房”。塞北羊群一拨一拨入关,坊市羊只触目皆是,因此得名。因处太行山之阳,民国后谐音更名“阳坊”。
很推荐扫墓者在此用餐。清水加姜片,无需底料,味道已极佳。论北京美食,涮羊肉与烤鸭当属翘楚。
2023 年,清明
给笔友读的第一篇老舍是《断魂枪》。清明想起去八宝山,和笔友一起。半天没找着墓碑。笔友说,我就跟着你,你想自己找,就自己找找。
一大片革命公墓,许多英烈墓前都很奢华,清明时节,更是花圈成堆,摆给外人看。似乎小波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也是在这里。1997 年 4 月 26 日,那是二十几年前了。老舍跳湖更是五十多年前。1899 年出生的作家,老舍跳湖,海明威饮弹,川端跟着三岛自杀,纳博科夫背井离乡,除了博尔赫斯是自己瞎的,全都是二十世纪政治或战争的受害者。
《八月骄阳》里说,老舍坐在那儿望湖水,“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等他投湖时,仍神志清醒,上衣还整整齐齐地搭在椅背上,手杖也好好地靠在一边,兜里有一张北京市文联发的工作证——“这么个人,我看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正是这篇小说里的北京人,说自己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但只要粮店还卖还卖棒子面,也就还好。就像王利发说,他当了一辈子的顺民。
汪曾祺曾言,北京人素来爱瞧热闹,却不爱管闲事,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虽是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但那恐怕都是外地学生,市民称之为“闹学生”。老舍《且说屋里》中,也这么写。他们将学生的示威游行,称为“过学生”,认为与自己无关。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在于一个“忍”字,“忍过一阵肚子疼”,安份守己、逆来顺受,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写照。
所以王利发便是如此。我观察身边多数人类,几乎都是王利发。表面看,有人在网上扮个常四爷,搞起钱来学秦二爷。实则,骨子里仍是王利发。做王掌柜,痛苦却也省心。毕竟,装常四爷得有心气,学秦二爷得有能耐。也不是说,大家就全无心气与能耐。只是终究少了觉悟,少了德智体美劳,少了深沉耐久的意志。或者,就是缺了点运势,总是缺点儿。
找了半天,笔友在右手边看到了老舍墓。这是八宝山最好看的一块墓。伪造成了一方太平湖的湖水,边角一块石头,是老舍像的形状。设计上没有回避悲剧,而是把悲剧转化为了一个可以被凭吊的空间。好看。
陵园在今天免费赠送一枝黄色菊花,偌大一个八宝山,老舍墓前的花是最多的。
2020 年,清明
系里最熟悉 [[横光利一]] 的老师姓应,我翻过学校官网的教师简历里,他有好几篇相关论文。如果不是因为应先生告病,我写《日轮》的毕业论文大概率由他指导。
我听说卡尔维诺二十四岁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康拉德的。从大一起我就知道自己要写关于福楼拜的毕业论文。没有和这些大作家比较的意思,只是一种个人喜好。
最后选了《萨朗波》,这本书是法国人写的,写的又是迦太基,跟日本没有一丁点关系。但是我说也不尽然。因为我非要写点福楼拜的东西,于是找到他与横光的关联,这么干看起来是游戏之举。
如果写福楼拜,横光就是一块不错的跳板。他喜欢读生田长江用直译体译出的《萨朗波》,《日轮》显然受其影响,日本学界方面有不少先行研究。应先生对我来说是个很明智的选择。但想请他指导时,系里已经下发通知,应先生长期病假,不在指导教师之列。
后来我的论文牵强附会,只是把过程理清,把影响说明,把先行研究罗列,写好以后,我就感到厌倦。但宋先生要我翻译成中文、找学术期刊投投看。我不知是不是开玩笑,马上拒绝。后来答辩评价为良,这个评价更中肯。
去年,日语系发起非官方募捐。公告提及应先生,他还在病重,肝癌。我半夜看到,捐了一千元,以表心意。此后,再没听过他的近况。说起来,我从未听过他的课,甚至没见过他。也许入学时曾打过照面,但那时不认得。现在也不认得,将来恐怕也难有交集。
然而,我们仍维系着一丝细若游丝的缘分。毕竟,横光在学界并非热门研究对象。我因《萨朗波》注意到他。应先生呢,又是因为什么?现在没法再问了。2019 年 8 月,收到他病逝的消息。
清明路过学校。一切如旧。只是进不去。
2019 年,秋
一个人去白虎涧,先地铁、后公交、再步行。时间是 10 月 6 日,国庆的尾巴。京郊的风景很好,远离现代化建设,道路两边都是松柏、鸟叫、牵牛花。附近也有人家,院子里拴着大狗,见人就吼,小狗摇摇晃晃,也看着你。喜鹊,或者别的什么鸟,站在路中间,车来了蹦跳往外逃。跟佛山陵园外坐着的大爷点头致意,他也点头。
陵园冷冷清清,位于西山余脉,尽头处的石头山坡上,刻着一个大“佛”字。入园从右手边拾级而上,最高处有一块巨大的天然山石。山石底部砌了块石板,里面是当年生凿出来的洞穴,安放着骨灰。石上以绿色大字写着“王小波之墓”“1952-1997”,没有立碑,也没什么修饰。
花岗岩前面有很多花、很多酒、几封散在地上的信,还有一本 [[《黄金时代》]],就那么摊开在那里,雨打风吹都黄了。我看了看,给它翻了一页。在墓边呆了五分钟不到,就回家了,内心无聊但充实。
2018 年,清明时节
福田公墓,立着“高邮汪曾祺、长乐施松卿之墓”。人行道旁,多处橱窗展示着安葬于此的名人大家。其中,“名家春秋”一栏,汪曾祺的名字赫然居中。他左侧,是叶君健与姚雪垠。至于其他名家,恕我未能尽识。
地铁“蒲黄榆”站名,总让我想到他。曹禺曾问他:你那地名怎么这么怪?“捕黄鱼”,实在奇特。其实,这是三个旧地名的缩称:蒲是东蒲桥,黄是黄土坑,榆是榆树村。就像陕甘宁、江浙沪。
2017 年,清明时节
西郊万安公墓,埋着曹禺。巴金为他题写墓名。曹禺生于一九一〇,卒于一九九六。他活了那么久?巴金是个老头,曹禺是个戴眼镜、穿西装的小年轻。汪曾祺好像也活到了 1997 年。
附近,穆旦也在。墓碑上刻着:“诗人查良铮、夫人周与良之墓。”文人笔名多有来历:穆旦的笔名,拆自“查”字;曹禺拆自“萬”字;老舍拆了“舒”字。
穆旦墓碑前的青石板,刻有他《冥想》的最后两句:“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墓穴里,除了骨灰,还埋着他翻译的《唐璜》。
王小波说,万安公墓出产的蛐蛐因为吃过死人肉,比较善斗。
早年,这里曾是大片沼泽,水草丰茂。百年后,沼泽退去,土地转为肥沃。清朝灭亡,看守禁地者在此定居,耕种为生。人数由最初几人繁衍至几十,渐成村落规模。
村西有万安山,村子因此得名“万安里”。相传元代,西山古刹弘教寺曾请来德高望重的万安法师。法师普度苍生,常施善济贫。他圆寂后,人们为纪念他,将此山命名“万安山”。
1928 年,浙江人蒋彬侯在京西购置土地。他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司长,原计划在此开办学校。然而,他笃信风水,加之政府正筹建公墓。于是,他与“恒生营造厂”经理王荣光合作,决定将此地辟为公墓。因地处万安里,公墓得名“万安”。
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公墓。其整体布局形似昂首长寿龟,寓意“万世平安”。墓园庞大,依中国传统五行方位学说布局;墓区则以《千字文》《百家姓》为组号。墓碑、墓表设计吸取西洋样式,造型独具特色。公墓内还埋着李大钊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