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 年 10 月 28 日《格列佛游记》刚出版时，最生气的人是辉格党和汉诺威王室。辉格党是一个反对王权和国教的进步党派，提倡议会制、自由贸易、修宪，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同时代的笛福就支持这个党。而斯威夫特是个牧师，他不喜欢辉格党的宗教倾向。于是他写了这本书，指向明确，恶意昭然，就是为了讽刺这帮人的缺陷。但为了保险，他匿名出版，还专门找人把书抄了一遍，避免自己的笔迹成为不利证据。

他在扉页上写：《在几个遥远国家的游记》，里梅尔·格列佛著。许多人信以为真，有一位海船船长还声称，他认识格列佛船长。

格列佛周游四国，遍览奇闻轶事。到第四次游历的末尾，他再也无法忍受人类，只是每天枯坐，跟马聊上几个小时。据说斯威夫特晚年也有两年不说一句话的壮举，他恨人类，视人类为耶胡，粗鲁、肤浅、笨拙，不如慧骃彬彬有礼、头脑聪慧、品德高尚。

斯威夫特以傲慢创造格列佛，野蛮、悲观地冷嘲热讽，认为主流的思维习惯太过愚蠢，因此蓄意冒犯别人。这位讽刺作家令人敬畏。他厌恶人类，又要写东西给人类看。他度过了漫长又痛苦的一生。愚蠢迷惑了他，就像迷惑福楼拜那样。

但他的哲理故事值得重视。讽刺小说就是让头脑清醒的人嘲讽疯狂的社会。结果是，辉格党完蛋了，《格列佛》永存。斯威夫特原意是激怒世界，而不是娱乐它——所以他又失败了。小说成为儿童文学，孩子们读了也都高兴。这是无可避免的。

曾在不止一个人口中听到过一种观点，这些人往往是不写作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会抱有一种观念，认为讽刺就是下乘，尤其是直接的、有具体对象的讽刺，是不艺术的，是浪费一名作家的才华，是失败。

因为作家另有使命，他们理应去做更富于创造性的工作，要攻击，也要攻击大的、抽象的，而不是小的、具体的。尼采攻击上帝、老子攻击宇宙，才是正道，才是真正的叛逆。

拿鲁迅来说，他的很多杂文，嘲讽辛辣，都有具体对象。结果一些文章现在没人看了，因为它们讽刺的对象早已销声匿迹，投枪失去了靶子，所以只剩一个相当的失败。但仔细想想，这在鲁迅本来看来，大抵是好事，说明日月换新天，旧社会过去了。况且，他自己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说得明白：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而且讽刺小说与杂文不同。杂文无非是讲理，理在哪儿，径直一讲，便完了。然而讽刺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如果自身审美情趣不高，只能“摆设”，那必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达不到针砭时弊的目的。相反，要是有美学价值、怀疑精神、知性色彩，能让读者感到愉悦，那么讽刺也可以是艺术品。靶子没了，标枪也会长存。

《故事新编》的初衷也有一部分是为讽刺，有油滑的《补天》作开端，[[《铸剑》]] 才能诞生。在才华横溢的人手中，讽刺是刺，力道十足，足以穿透时代，同时也给人愉快和休息。但我认为其中更容易使人愉快并休息的，应该是《格列佛》这样的长篇讽刺小说。说是长篇，讽刺小说一般也没有那么长，比不得基督山、火枪手。这些预言性质的讽刺，留下的是幻想、冒险色彩，是轻盈的思想。启蒙时代的人们总喜欢让主角环游世界，或者前往异域他乡考察，情节往往离奇有趣。都关乎“陌生世界的奇遇”，而奇遇关乎想象力。

拿另一位牧师写的杰出讽刺小说来说，《平面国》（鲁东旭译本），写作初衷却是讽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讽刺当时的阶层制度，如今也失去了靶子，基本只留下它崇高的科幻地位——阿西莫夫称之为“一个人所能找到的、感受维度概念最好的方法”。

在 1884 年创造《平面国》，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在桌上摆一枚硬币，然后退到桌子边缘，俯身放低视线，看它从圆变成椭圆，再变成线段——这本书利用每个人都有的身体经验，先向空间国的读者解释平面国的存在，再引申至平面国看直线国、平面国看更高维度，一步步促使我们产生对更高维度的思考。

想象一个平面的二维宇宙，每一个几何图形都是生物，根据形状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那里以角的数量决定阶层，多边形是贵族，正方形是中产，等腰三角形是工人。男孩比父亲多一条边，世袭相承；女人只是一条直线，从正面看会被当作“点”，为了避免刺死别人，移动时必须边走边喊，还只能走专门的门，她们几乎没有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

当故事的主角，一个正方形，认识了来自三维宇宙的球形，奇遇就开始了。球形像先知一样，试图照亮正方形被禁锢的思维。但正方形却顺水推舟，开始想象是否存在四维、五维空间。球形否定了它的猜想，拒绝相信更高维度的存在，并且十分恼怒。后来，正方形继续向直线国的国王（自然也是一条直线，这个国家的男性臣民都是短直线，女性则是点）布道，并不成功。他们不能转弯，视线只局限于一个点，年龄只能通过声音判断。在向直线国与平面国的国民布道失败后，正方向被当成异端，关进了监狱，命运凄惨。

另外，还有喜欢讽刺嘲弄的伏尔泰，用《老实人》，讽刺莱布尼茨、蒲柏等人的“乐观主义”。据说这个词就是伏尔泰发明的。这些乐观主义者无视《传道书》，又得到了教会的许可。

邦葛罗斯认为“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这在启蒙时代后的人们看来，是有点悲观了。现代人相信进步，相信我们的宇宙应该越来越好。

这种说法似乎做一个噩梦就能反驳，但伏尔泰能写一部很好看的冒险小说，犀利、活泼地讽刺。

伏尔泰质疑上帝（“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无法理解这样的世界怎么会发生里斯本大地震。这个当时最著名的欧洲人，在地震当年就写了一首《关于里斯本灾难与自然法之诗》，挑战“神义论”。别人说上帝正义、至善，他都不相信，要和地震一起动摇上帝的信誉。结果是，现在再也不流行什么乐观主义了，但他的小说依然不错。

还有《公民凯恩》，那帮拍电影的年轻人，在那样一个时代，做许多事情很大程度都是为了讽刺，讽刺那个真实存在的右翼报业大亨。但后来有人关心赫斯特这个人么？只有凯恩永恒。与其说它是一部优秀的传记片，不如说是一部很好的人物片。

但是举个例子，《动物农场》就要差一些，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死了，但人们没当它是童话。《一九八四》讽刺的对象则更抽象一点儿，那是另一条路子，不纳入讨论范畴。

审美上比肩《格列佛》的作品，最后在讽刺上都“失败”了。当他们讽刺的对象消亡，人们已经不再意识到，原来他们有具体的讽刺对象时，这些讽刺小说就脱胎换骨了。

曾经居高临下的讽刺缓缓步入和平年代，变成一把把好折凳：平时藏于民居之中，随手可得，抡起来又充满想象力，抡完坐下来还能掩藏杀机，就算被警察抓也告不了你。它们几乎只剩下愉悦的休息属性。折凳恒久远，而匕首或投枪终于没那么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