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谍影”这个译名很好，有点儿录像厅气质，也不像个爱情片。这世上爱情片多得能把人数烦，但黑色风格的少之又少。《卡萨布兰卡》自觉变黑，强烈的明暗对比，阴影吞没人物，冷硬的主角。可它又是那么地昂扬主流，热爱祖国。尽管在 1942 年票房一般，但美国人对爱国电影的感情不一般，而且那还是所谓美国电影行业的黄金时代。
影史第一绝对超出了整个剧组的预料。这个剧组的主创阵容强大，但并不存在一名真正的“作者”，其中多少人对自己的创作寄予厚望，很值得怀疑。绝大多数人，应该都只当这又是一部华纳兄弟的普通 A 级片，有一百万美元投资、鲍嘉和褒曼主演，可也仅此而已了。
关于影片结尾有一个谣言，据传英格丽褒曼——以及不少剧组人员——直到最后一天也不知谁和谁会上飞机。有后续调查证明这是个误会，但恐怕正是因为编剧和拍摄环节缺乏作者核心，才会流传出这样的轶事。在当时的好莱坞，剧组核心是存在的，由制片人担任，但创作层面的作者核心却长期空缺。所谓“教科书级别“的剧本，倒不如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先是改编自一部没有公开发表的舞台剧，两位原作者默默无闻，也没有参与后续影片制作，只是收到了两万美元授权费用；然后因为开拍时剧本只有一半，电影不得不写一天拍一天，经常有刚写好的对白迅速送来现场救急；最后被五个署名编剧、一个未署名编剧，以及导演，总计七个人交接棒式地创作和修改。一名编剧说，导演对剧情的贡献很少，他“对故事一无所知”，只负责画面；另一名编剧则说，导演关心浪漫，而他关心反法西斯，“不知何故取得了平衡”。
演员都很好。鲍嘉巩固了《马耳他之鹰》以来的戏路。彼得·罗！好。雷诺局长，一根老油条，非常好。
一群人前赴后继，结果有一点好莱坞，要不就有一点奥斯卡、有一点白宫，故事毫无胆识，不敢越雷池一步。时间证明，他们造就了一部成功电影，但这也是成功电影中距离作者理论最远的一部。编剧们复刻那些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情节，把浪漫、黑色、间谍、音乐、战争等流行因素糅合在一起，还复制了一些小桥段。
总会有这么一部电影出现，只不过是时间和概率问题，就像民间说书总会流传下最受欢迎的桥段，工业生产中也总会存在一件质量最优的制成品。如果这部电影在库布里克之后开拍，那么它也许就会改成德国女孩唱歌。这种复刻质量再高，也只能制造一些高级行货。那绝非创作的最优解，只是各方面条件恰如其分、又在某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集体产物。
商业电影公司之所以花大价钱，雇佣一群专吃这碗饭的职业人才，就为创作出这样的娱乐产品。最高级的娱乐产品，能够制造一种满足特定年代、特定人群的集体幻觉，就像那句压根不存在的“Play it again, Sam”，不是从作品中诞生，而是从幻觉里出现。
当人们沉浸在幻觉之中，专业人士就可以沉浸在金钱堆和爱国声誉里——这种现象不见得是丑陋的、应该批判的，我只是试图指出此类电影的性质。我们的电影工业正在逐渐走到这一步。但根本上，现在的、未来一段时间的大陆院线片，和好莱坞四十年代的“经典”、中国八十年代的“经典”，都没什么两样。
我们 1980 年的《庐山恋》，戏剧冲突也和美国大片类似，大半都重合：不幸的爱情、被秘密监控、为你好所以选择离开、多年后的重逢、理想主义和爱国激情的碰撞。剩下一半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背景故事，因父辈对立产生的家世冲突：一个是共产党高干子弟、后来的清华研究生，另一个是海外华侨、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
不可否认演员都很出众，如一对金童玉女，恍惚间也叫人仿佛看见小津。郭凯敏和张瑜也同鲍嘉、褒曼相似，“男的有些酸腐，女的有些甜腻，两个人都充满浪漫气息”。
一男一女在风光无限的庐山谈恋爱，情节没有半点说服力。郭会跑去枕流石上看书，还在景点画现代化的建筑；他们去看云霞和日出，情到浓处，在山上齐声呼喊：“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余音缭绕，古怪得很，我至今心有余悸。
这是属于特定年代的古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岸三通的提出，中美建交的时代背景，加上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决定着故事走向。影片重视这种背景的政治属性，但又不在乎故事的历史可信度，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剧组频频露怯，就像手里拿着一张戴高乐签署的通行证，非要跑去维希法国控制的卡萨布兰卡坐飞机。
上影制片不熟悉美国，让一个前国民党军队高层改头换面，当了教授；不熟悉国共两党的斗争，说成是老朋友之间的误会；甚至有意无意地不熟悉文革，父辈刚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儿子就跑去庐山游山玩水，还和美国来的姑娘谈恋爱。电影中的政治元素的确不容忽视，但与其说，这类荒谬的情节是有着实际的政治考量，我倒觉得更像是随大流地编造，拿俗套迎合政治，两者一拍即合，脱离了现实。
影片中最纯粹、最真实的只有庐山风景，这也是创作者最熟悉的部分。谈恋爱他们也不大会拍，文革后第一次拍爱情片，俗套情节的数量、尺度和技法都受到限制，缺乏好莱坞那样成熟的工业支持。大名鼎鼎的建国以来第一场公映吻戏，只在脸颊上蜻蜓点水，这已是极限。讽刺的是，多年以后，局域网内某些视频还为张瑜的短裤、郭凯敏的香烟打上马赛克，以便更顺利地过审。两相比较，又显得当年的前卫极为难得。可惜其前卫，也不过是朝“俗套的合集”迈进了一步。
一部影片可以成为罗伯特·麦基用来教授编剧课的经典案例，但它距离最好的电影没准依然很遥远；更不用提那些达不到一流的集体产品。一流的俗套也是俗套，除非把俗套玩过火，还能迸发一些新鲜感，形成某种新的类型片，但那又是另一个话题。
事实证明，《北非谍影》所代表的集体造物只能造就俗套；另一方面，个体创作者可以爱国，可以英雄主义，可以热心集体和政治，但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不应被裹挟、或是主动迎合，那样也只会生产俗套。独立的态度不能够决定一切，但往往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艺术创作也可以说书、可以说教，沿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去发展，但惟其同时拥有个性，同时拥有最个人化、最个体化的作者性，并且受到艺术家意志的约束（未必是完全控制），作品才可能无限接近真实，无限接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