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有人——比如，堂吉诃德或者《包法利夫人》——坚持要把虚构小说与生活混淆起来，非要生活得像小说里那个模样不可，其结果常常是悲惨的。”（赵德明译本《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这里的“包法利夫人”无需加书名号。她与堂吉诃德并列，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热读者。她沉迷于传奇故事、异域小说和浪漫诗歌。

文学，既能诱人沉迷，也暗藏风险，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许多小说都描绘了人物如何被特定文学作品“俘获”。船长迷恋鲸鱼，堂吉诃德沉溺骑士小说，女吉诃德则醉心浪漫传奇。

更早，有《神曲》里的保罗与弗兰切斯卡。这对情侣因共读兰斯洛特和桂妮薇儿的骑士爱情故事，受情节感召，情不自禁逾越界限，犯下通奸之罪。最终，他们双双殒命，坠入地狱。

弗兰肯斯坦，这位科学家痴迷于古代炼金术士和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如帕拉塞尔苏斯。这些过时却充满宏大想象的文本，点燃了他创造生命、扮演上帝的野心。

还有“小堂吉诃德”汤姆·索亚：他营救黑人时，脑中充满传奇幻想，一心只想当英雄。中老年人或不幸女性如此，令人悲凉；可孩童如此，却往往惹人厌烦。不过，汤姆·索亚本人头脑却很清醒。

作为反例，不妨看看《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塑造的“读者”。他虽不断被故事打断，却始终保持清醒的好奇心。他不只追寻故事结局，更探求“阅读”本身的乐趣与意义。他享受叙事的迷宫，而爱玛，却迷失在迷宫的墙壁上，把壁画当成了出口。

纳博科夫在课后提出第九个问题：艾玛读过哪些书？至少列举四部作品及其作者。一个人的气质，包括行为习惯、兴趣，甚至 [[艾玛的礼物]]，都深受其书单与偶像的影响。然而，艾玛并非一个好的读者。她读书时情感过于投入，以一种浅薄、孩子气的方式，将自己代入小说中的女性角色。

保尔和薇吉妮

艾玛能接触到书籍，全赖卢欧老爹的疼爱。当时女性普遍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卢欧便将她送入修道院，希望她能接受良好教育。然而，艾玛在修道院过得并不如意，母亲也在此时离世。取代母亲角色的，是一位常来修道院的老姑娘。她终身未嫁，却能吟唱古老的爱情歌曲，并收藏了大量言情小说。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幻想像小说里那样活着，甭管是什么小说。艾玛幻想的是《保尔和薇吉妮》那样的生活。她在去修道院前，就摸着书页幻想，“梦见小竹房子、黑人多明戈、名唤‘忠心’的狗，特别是，一个好心小哥哥，情意缠绵，爬上比钟楼还高的大树，给你摘红果子，或者赤脚在沙地跑，给你带来一个鸟窠。”

选择浪漫主义世家的达尔曼，他濒死体验中的场景，都来自回忆。他眼中的简陋杂货铺，像“旧版《保尔和薇吉妮》里的插图”；里面的人，则“像是小庄园的雇工”。这位浸淫欧洲文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知识分子，面对代表“原生阿根廷”的粗砺南方时，仍不自觉地套用欧洲浪漫主义的滤镜去解读。

这本十八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代表作，曾风靡一时，如今却鲜有人问津。八十年代，亚丁曾将其译成中文，他也是课文《[[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的译者。

它的头号“粉丝”，是拿破仑·波拿巴。据说他爱不释手，随身携带，通读七遍。甚至在流放圣赫勒拿岛时，他仍感叹：“它曾给我带来慰藉。” 这位用铁与血重绘欧洲地图的强人，竟在一个关于纯真、自然、宿命悲剧的故事中，寻求精神慰藉。

《保尔和薇吉妮》的作者是卢梭的信徒。小说讲述两位女性流落孤岛，各自带着遗腹子保尔和薇吉妮。这对青梅竹马的伴侣，最终结为连理，远离世俗文明，在非洲的竹屋中生活。这种回归自然的理想，正是当时疲惫的欧洲人所向往的。

我想起里斯本大地震。这场地震的影响力，堪比 20 世纪的奥斯维辛或广岛。卢梭因此与伏尔泰展开一场著名论战。伏尔泰认为灾难根源是“天意”，卢梭则坚持是“人祸”。他指出，如果人们分散居住于乡野，而非集中于大城市、栖身于高楼，伤亡就不会如此惨重。

卢梭也是郝麦的偶像。郝麦拥护《萨瓦教务协理的信仰宣言》——我虽不知那是什么，但它出自卢梭的《爱弥儿》，想必是关于信仰自由的。他直接引用卢梭的见解，鼓励艾玛学习钢琴，以便将来教导白尔特。这正是卢梭所倡导的“母亲应当亲自教育子女”的理念。

书中提到，陪伴保尔和薇吉妮的，有黑人多曼戈，还有一条名叫“忠心”的小狗。“忠心”是小说的关键词之一，此外还有纯洁、天真和爱等主题。据说薇吉妮宁愿葬身海底，也不愿脱掉衣服或接受赤膊水手的救援。

基督教真谛

除了青梅竹马孤岛爱情，她还读《基督教真谛》，1802 出版。纳博科夫讲稿的第二大题第一小问：《基督教真谛》的作者是谁？

作者是夏多布里昂，浪漫主义先驱，浪漫主义的父亲，浪漫主义的“主脑”（戈蒂耶语），雨果等年轻的浪漫主义卫士最欣赏的作家之一（他们以诗歌相颂）。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在他去世后出版，据说书中尽显其真性情。与卢梭的《忏悔录》相比，夏多布里昂显得真诚，不哗众取宠，也从不装腔作势。

我曾读过一遍《忏悔录》。高中时，我获取书籍的途径有限：无非书店、同学代购，以及图书馆。我曾是某某委员，负责搬运、分发书籍。但高中以学业为重，这事做了几次便不了了之。至今，图书馆里有一本《忏悔录》仍未归还。书中记载，卢梭年少时做男仆，曾偷窃一条丝带。他不仅不承认，反而栽赃给女仆。女仆因此被解雇，卢梭内心不安，便将此事写入书中。

但我对窃书一事，却毫不在意。此后，我再未读过卢梭的任何作品。卢梭忏悔得过于详尽周到，仿佛要将全人类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可他真正该忏悔的，恰恰是写了这本书。这种极致的坦诚，反而显得虚伪至极，有所保留，避重就轻。这就像托尔斯泰在新婚之夜，将过往种种和盘托出给索菲亚。

夏多布里昂是艾玛最欣赏的作家之一。艾玛周一到周六沉浸宗教典籍，唯有周日，才以《真谛》调剂心绪。爱玛对基督教与浪漫主义的内在冲突视而不见，被修道院里僵硬的宗教对象一激，便化为一种宗教式的浪漫主义。在当时的法国，一切崇高与激励，要么是基督教的腔调，要么是浪漫主义的呓语，如今都已是乏味的套话，然而，正是这两种陈腐的元素，拼凑出了可怜爱玛那可笑的美学世界。

若说《保尔和薇吉妮》描绘的是失乐园之梦，那么《真谛》则流淌着寻觅天堂而不得的忧郁。这部作品开创了一代风气，其中《阿达拉》便是代表名篇。它于 1801 年 4 月 2 日独立出版，被誉为浪漫主义的开山之作。故事讲述了美洲大陆上，一对高贵而野蛮的青年男女，因信仰差异，最终走向一死一生的悲剧结局。

第二卷第四章的《勒内》（夏多布里昂名字的一部分就是勒内），1805 年被摘出单独印行。小说里，勒内唯一的姐姐阿梅丽离开他，入了修道院。她入院时，勒内偶然得知一个秘密：她爱上了自己的兄弟。勒内因此远走法国，前往美洲流浪，寻求回归自然。他寂寞忧郁，终日无所事事。

青年歌德的《少年维特》自 1774 年问世，便开始赞美过剩情绪，这种情绪最终演变为 19 世纪的世纪病。勒内和维特，这两个少年形象，都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他们天生孤独。然而，如今再读这类作品，可能显得你像个平成废宅。

据说，夏多布里昂原想写一本名为《与道德和诗歌相关的基督教》的小册子。他认为，《勒内》能鼓励人们转向道德与宗教，因为“幸福只存在于共同的途径之中”。但读者关注的却是别处：他们着迷于主人公的孤独、忧郁与空想。更有好事者嘲讽他，书中称颂基督教，却只字未提神学。

如今，勒内与保尔、维吉妮一样，已鲜为人知。福楼拜的判断很精准：艾玛读的那些书，多半算不上经典，生命力也不强。司汤达也批评《真谛》滑稽可笑，对作者的浮夸笔法更是深恶痛绝。他甚至厌恶夏多布里昂本人。

于连和勒内，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反对《勒内》，或许是司、福两位大师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之一。纳博科夫偶尔流露出对夏多布里昂的欣赏，个中缘由我尚未弄清。

其他

艾玛还“研究欧仁·苏的小说中关于家具的描绘”，读司各特、巴尔扎克、乔治桑的小说，以及《慎思》《上流人士归服圣母》《伏尔泰的谬论》，很冷门；另有一些期刊杂志，比如妇女刊物《花篮》，以及《沙龙精灵》《灯塔》，估计有一些故事可讲。

艾玛的阅读清单，是她精神世界的营养成分表。欧仁苏描绘都市的迷情与刺激，提供剧情背景；司各特为她搭建历史与梦想的舞台；巴尔扎克则赋予她上流社会的入场券和物质想象，勾勒出梦想的细节。乔治桑更给予她激情与反叛的动机和正义性。福楼拜虽未明言，但乔治桑或许是对艾玛影响最致命的作家。

读完这些，她发起行动，试图把现实活成小说，然后失败了，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最可怕的应该是她内心的失望，这是堂吉诃德没有的东西。很难说是福楼拜使人失望更残忍，还是塞万提斯使人不自知更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