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杂文《极端体验》开头，曾引述一则古怪的故事：说一书生，自比李白，遂号“李赤”。某年春日融融，李赤与友人出郊游玩，倏忽不见人影。朋友一番搜寻，找到他时，李赤正头朝下、脚朝上，倒栽在粪桶之中。后来两人一起吃饭，李赤又不翼而飞。朋友已不惊讶，沉着地去厕所找他，人果然在粪桶之中，只是已然气绝。
王小波引用这个故事时，说是出自《酉阳杂俎》。查一查段成式原文便知，没有这个人。所述情节，倒与《独异志》更为契合。这部书专记“世事之独异”，为唐代志怪小说中一支别径。李赤的故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一个鬼迷心窍之人，被一个“妇人”蛊惑，所以像个跳水运动员，主动扎进粪桶。宋人所辑《太平广记》亦收录此版本。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於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即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婿。」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如赤夢中所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廁，見赤坐於床，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寮有與赤遊舊者，設宴飲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廁，見赤僵仆於地，氣已絕矣。
志怪小说有志怪小说的逻辑，遇鬼、被魅、写遗书、魂归异界，这一套走下来，是完备的“迷魂记”结构。李赤之死，理所当然。而此类“厕鬼”故事，在六朝志怪中也早有踪迹。如《甄异录》载：“庾亮镇荆州，登厕，忽见其中一物，如方相，两眼赤红，身有光焰，渐自土中升起……”又如《幽明录》云：“阮德如于厕遇鬼，长丈余，色黑目大，着白单衣，平上帻，咫尺可见……”由此可见，厕中之鬼，非始于唐，而是久已有之的题材。
到中唐，柳宗元又写《李赤传》，情节大抵相似：李赤见妇人，被勒脖子，他就像玩游戏，一边配合，一边伸舌；李赤写遗书；李赤两次不见，友人都是在厕所找到他；最后李赤掉进厕所，死。
柳的版本更加惊世骇俗。他的李赤不仅不惧勒脖之死，反而主动配合，双手协助、舌头伸出，入戏极深。他写信告别母妻，言辞清晰，不似癫狂。友人多次在厕所发现他，他总是或抱粪桶而笑、或怒斥，神情痴迷，说殿堂就在厕中，新妇宛在目前，椒兰之香扑鼻而来，“与帝居清都无异”。最终，他在友人眼皮底下中招，尸体卡在厕门中，头脸陷入大粪，留下的书信却条理清楚，情辞温厚，一如常人。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法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
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倒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 「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眾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床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眾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咒術者守赤，赤自若也。
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屍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故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从说书的角度看，《李赤传》对旧故事进行了多处改造，既保留了志怪传统，又引入了现实讽喻，处处可见匠心。
一是，在更早的《独异志》中，“妇人”半夜现身，扑朔迷离，勾起一连串梦境与幻觉。柳版更长、更新，但笔下的“妇人”，反而不着笔墨。她勒李赤脖子时，李是主动配合。鬼气淡了，“妇人”作为魅惑之源，被淡化为一个情节符号；
二是，旧版本里，李赤先写信，后“入鬼域”；柳宗元却安排李赤在被勒脖、协同伸舌之后，才伏窗写信。这一细节变化，模糊了“迷魂”与“自愿”的界线，李赤更像是清醒地走入幻境，而非单纯中邪；
三是，《独异志》的李赤写信说自己“为郭氏所选为婿”，像是中了幻术，被人带走，这是描写鬼；柳宗元的李赤则写的是“诀别亲人”，语气平实而不失理性，这是描写人。“像人”与“像鬼”之间，写信一节正是分野。
柳宗元的《李赤传》，在“人心”上更富传奇色彩，在“鬼神”上反而有意节制。他淡化了超自然的部分，强化了心理与幻觉，强调“迷”从心起。柳宗元在文末明言：李赤本是常人，因一念之惑而彻底沦陷，“反以世为溷，溷为清都”，可悲之至。更可怕的是，世人往往笑李赤疯癫，却未必自己能在“欲利好恶”面前清醒。所以，文章的落脚点是规劝：“修而身”，勿使心志迷乱而不返。
有趣的是，柳宗元虽然将李赤作为反面教材，却并没有用世俗道德直接审判他。他既不咒骂，也不贬低，甚至不完全否定李赤的所见所感。那一段关于“厕所即清都”的描写，并非仅是反讽，而有一种入戏极深后的真实与动摇。他不是在写一个中邪之人，而是在描写一个人如何彻底地信以为真，彻底地活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
小波同志虽说，我们应当尊重李赤的爱好。但这话多少带些调侃，他随即拿美国一些特殊俱乐部举例，说那种把黄手帕露在裤兜外的人，是在表示自己偏爱“黄金浴”——也就是被屎尿淋头的极端体验。在王小波笔下，李赤成了重口味的典型，荒谬可笑。
对比之下，现代人王小波反而像一个玩笑式的说书人；柳宗元是古人，却像一位冷静的心理剖析者。王小波尊重李赤，是在精神上与之保持距离；而柳宗元却走得更近，他努力理解李赤，甚至理解他的幻觉成立的逻辑——这便是令人惊讶的一点：这位中唐士大夫，在处理一个疯子的时候，居然没有讽刺、没有否定，只有叹息。
这一笔，透露出的，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复杂态度：他既知李赤之不可救，也不愿将他简单归类为错误。这或许正是当代文学常常努力抵达、却未必做到的立场：不判断疯子，不贬低失败者，而是试图理解他们的世界观为何成立，又为何最终破碎。
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故事中，蕴藏着大量适合改编为现代小说的素材。《山月记》能改成卡夫卡式的现代作品。刘以鬯写过《白蛇》。。芥川等人也热衷于“翻案”。这类似于今天的“二创”，本质都是从古典中挖掘现代精神。
历史上确有其人名叫李赤。他曾作《姑孰十咏》，诗歌被收入《全唐诗》，也算一名狂热诗人。此人不仅自比李白，还试图把自己的作品“混”进李白诗集中，可见其执念颇深。
我对唐诗没有研究，也说不上这些作品的好坏。但苏轼的意见值得参考。他曾途经姑孰县，偶然读到所谓“李白十咏”，便心生疑窦，觉得语言浅陋，不像李白手笔。后来得知这十首诗实出自李赤之手，更加坐实了他的判断。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見孫邈，雲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為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读了柳宗元的文章后，苏轼悻悻于赝物，更觉得李赤写诗不过如此。此人自比李白，说明心里有毛病已经很久，跳粪坑不单是厕鬼的问题——这句判断，其实也道出了古今作者的区别，唐代志怪小说关心“厕鬼”，而柳宗元和现代文学更重视“心恙”。可惜最后李赤倒栽葱一样死在厕所，不管在哪个年代，实在欠缺一些美感，相比李白落水，是要差得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