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杂文《极端体验》开头,曾引述一则古怪的故事:说一书生,自比李白,遂号“李赤”。某年春日融融,李赤与友人出郊游玩,倏忽不见人影。朋友一番搜寻,找到他时,李赤正头朝下、脚朝上,倒栽在粪桶之中。后来两人一起吃饭,李赤又不翼而飞。朋友已不惊讶,沉着地去厕所找他,人果然在粪桶之中,只是已然气绝。
王小波引用这个故事时,说是出自《酉阳杂俎》。查一查段成式原文便知,没有这个人。所述情节,倒与《独异志》更为契合。这部书专记“世事之独异”,为唐代志怪小说中一支别径。李赤的故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一个鬼迷心窍之人,被一个“妇人”蛊惑,所以像个跳水运动员,主动扎进粪桶。宋人所辑《太平广记》亦收录此版本。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於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即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婿。」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如赤夢中所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廁,見赤坐於床,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寮有與赤遊舊者,設宴飲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廁,見赤僵仆於地,氣已絕矣。
志怪小说有志怪小说的逻辑,遇鬼、被魅、写遗书、魂归异界,这一套走下来,是完备的“迷魂记”结构。李赤之死,理所当然。而此类“厕鬼”故事,在六朝志怪中也早有踪迹。如《甄异录》载:“庾亮镇荆州,登厕,忽见其中一物,如方相,两眼赤红,身有光焰,渐自土中升起……”又如《幽明录》云:“阮德如于厕遇鬼,长丈余,色黑目大,着白单衣,平上帻,咫尺可见……”由此可见,厕中之鬼,非始于唐,而是久已有之的题材。
到中唐,柳宗元又写《李赤传》,情节大抵相似:李赤见妇人,被勒脖子,他就像玩游戏,一边配合,一边伸舌;李赤写遗书;李赤两次不见,友人都是在厕所找到他;最后李赤掉进厕所,死。
柳的版本更加惊世骇俗。他的李赤不仅不惧勒脖之死,反而主动配合,双手协助、舌头伸出,入戏极深。他写信告别母妻,言辞清晰,不似癫狂。友人多次在厕所发现他,他总是或抱粪桶而笑、或怒斥,神情痴迷,说殿堂就在厕中,新妇宛在目前,椒兰之香扑鼻而来,“与帝居清都无异”。最终,他在友人眼皮底下中招,尸体卡在厕门中,头脸陷入大粪,留下的书信却条理清楚,情辞温厚,一如常人。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法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
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倒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 「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眾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床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眾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咒術者守赤,赤自若也。
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屍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故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从说书的角度看,《李赤传》对旧故事进行了多处改造,既保留了志怪传统,又引入了现实讽喻,处处可见匠心。
一是,在更早的《独异志》中,“妇人”半夜现身,扑朔迷离,勾起一连串梦境与幻觉。柳版更长、更新,但笔下的“妇人”,反而不着笔墨。她勒李赤脖子时,李是主动配合。鬼气淡了,“妇人”作为魅惑之源,被淡化为一个情节符号;
二是,旧版本里,李赤先写信,后“入鬼域”;柳宗元却安排李赤在被勒脖、协同伸舌之后,才伏窗写信。这一细节变化,模糊了“迷魂”与“自愿”的界线,李赤更像是清醒地走入幻境,而非单纯中邪;
三是,《独异志》的李赤写信说自己“为郭氏所选为婿”,像是中了幻术,被人带走,这是描写鬼;柳宗元的李赤则写的是“诀别亲人”,语气平实而不失理性,这是描写人。“像人”与“像鬼”之间,写信一节正是分野。
柳宗元的《李赤传》,在“人心”上更富传奇色彩,在“鬼神”上反而有意节制。他淡化了超自然的部分,强化了心理与幻觉,强调“迷”从心起。柳宗元在文末明言:李赤本是常人,因一念之惑而彻底沦陷,“反以世为溷,溷为清都”,可悲之至。更可怕的是,世人往往笑李赤疯癫,却未必自己能在“欲利好恶”面前清醒。所以,文章的落脚点是规劝:“修而身”,勿使心志迷乱而不返。
有趣的是,柳宗元虽然将李赤作为反面教材,却并没有用世俗道德直接审判他。他既不咒骂,也不贬低,甚至不完全否定李赤的所见所感。那一段关于“厕所即清都”的描写,并非仅是反讽,而有一种入戏极深后的真实与动摇。他不是在写一个中邪之人,而是在描写一个人如何彻底地信以为真,彻底地活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
小波同志虽说,我们应当尊重李赤的爱好。但这话多少带些调侃,他随即拿美国一些特殊俱乐部举例,说那种把黄手帕露在裤兜外的人,是在表示自己偏爱“黄金浴”——也就是被屎尿淋头的极端体验。在王小波笔下,李赤成了重口味的典型,荒谬可笑。
对比之下,现代人王小波反而像一个玩笑式的说书人;柳宗元是古人,却像一位冷静的心理剖析者。王小波尊重李赤,是在精神上与之保持距离;而柳宗元却走得更近,他努力理解李赤,甚至理解他的幻觉成立的逻辑——这便是令人惊讶的一点:这位中唐士大夫,在处理一个疯子的时候,居然没有讽刺、没有否定,只有叹息。
这一笔,透露出的,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复杂态度:他既知李赤之不可救,也不愿将他简单归类为错误。这或许正是当代文学常常努力抵达、却未必做到的立场:不判断疯子,不贬低失败者,而是试图理解他们的世界观为何成立,又为何最终破碎。
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故事中,蕴藏着大量适合改编为现代小说的素材。《山月记》能改成卡夫卡式的现代作品。刘以鬯写过《白蛇》。。芥川等人也热衷于“翻案”。这类似于今天的“二创”,本质都是从古典中挖掘现代精神。
历史上确有其人名叫李赤。他曾作《姑孰十咏》,诗歌被收入《全唐诗》,也算一名狂热诗人。此人不仅自比李白,还试图把自己的作品“混”进李白诗集中,可见其执念颇深。
我对唐诗没有研究,也说不上这些作品的好坏。但苏轼的意见值得参考。他曾途经姑孰县,偶然读到所谓“李白十咏”,便心生疑窦,觉得语言浅陋,不像李白手笔。后来得知这十首诗实出自李赤之手,更加坐实了他的判断。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見孫邈,雲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為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读了柳宗元的文章后,苏轼悻悻于赝物,更觉得李赤写诗不过如此。此人自比李白,说明心里有毛病已经很久,跳粪坑不单是厕鬼的问题——这句判断,其实也道出了古今作者的区别,唐代志怪小说关心“厕鬼”,而柳宗元和现代文学更重视“心恙”。可惜最后李赤倒栽葱一样死在厕所,不管在哪个年代,实在欠缺一些美感,相比李白落水,是要差得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