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帕西诺在《闻香识女人》中的慷慨陈词，固然和探戈一样精彩，但也仅限于表演，他的演讲词没有那么准确。

校长称男主角查理“隐瞒真相，是个骗子”，但隐瞒并不一定是主动撒谎，查理仅仅是选择保持沉默，谈不上欺骗，校长将查理定性为“骗子”，存在一定的逻辑跳跃，更多是为了道德施压；然而帕西诺反驳，“但不是一个告密者”（snitch），这是一个高度情感化的词汇。一来一回都不怎么讲道理。

一群坏学生做了坏事，校方为了指控坏学生，要求男主角作证，他选择拒绝，这是他的权利，一种消极自由，毕竟这件事不是违法犯罪。隐瞒真相不能算骗子，选择作证也不是告密。

告密一词有它适用的场景：西伯侯因为炮烙“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宋江题反诗，黄文炳为了升官，向蔡九知府告发；清朝时的一些文字狱；还有文革中的相互揭发。奥威尔的 1984 年，《泰晤士报》每周都会表彰小告密者。一个小孩子，如果无意间听到父母不敬言论，能去思想警察那里告发，就是“小英雄”。这些都是一回事。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这是告密；其父攘羊，被当作嫌疑人抓了，而不是儿子告发的，这时再要求儿子作证，无论如何都不算告密了，最多是“出卖”。

一个人顾念孝或者义，不愿意出卖亲友，这是一种朴素道德，孔子时代的东西；一个人不管看见谁干了坏事，只要不是上法庭，都可以选择拒绝或消极作证，这应该是一种更现代的道德保障。允许查理沉默，是现代道德保障下个人选择自由的体现，而非对规则或正义的蔑视。

男主角选择沉默，合情合理，是“坚守自由”而非“忠诚朋友”。他和那帮人也没那么像朋友。然而，把“理”当作“情”去赞美，对合理的权利是一种损害。

是，校长是个虚伪的人，讲话冠冕堂皇，但明面上还是讲法制的，知道肇事者是谁，只是缺乏证据，需要人指证，就想法设法找那个人。这种人背地里全靠手段。对付他，感性的气势很有必要，会骂人很重要，雄辩倒是其次。帕西诺做得很对。

然而强调忠诚、正义和个人尊严，对消极自由避而不谈，好像没想到一样，那就有点儿过于感性，站在人心一边，而不是真理一边，削弱了逻辑力量。只剩下邪不胜正，更像是一个高超的情感游戏。

观众很容易误以为，查理的行为只是单纯的道德选择，而不是权利行使，光是觉得他的行为高尚，却忽视这种高尚理应是权利保障的结果。

仅仅用道德的感性力量，对撞权力的虚伪，这种对立最终落在情绪的较量上，而不是原则的澄清。这样的胜利属于戏剧，不值得信赖。如果电影是先有这个结尾，再构造一整个故事，我不能说它的方向错误——这种做法相当成功——但它最重视的结尾却没有那么漂亮。

这部电影说人说得好，说事也说得好。查理和帕西诺互相救赎，互相学习，查理长大成人。

归根结底，我们并不是仅有告密一个词可用。即便在校方威逼利诱下，男主角选择出卖同学，那也属于“被强迫或被引导作证”；如果男主参与坏事，那他是“叛徒”；没有参与，只是与坏学生有交情，被利诱作证，作完证保送哈佛，那就是“出卖”“被收买”“见利忘义”。

证人被收买的情况，在道德上理应承受相应的压力，但他不是告密，这一点需要明确。使用精确的词语，能够避免简单化的道德评判，让行为背后的伦理逻辑更加清楚。无论是司法还是文学，都要使用最精准的词语。直，就在词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