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旅行家、野心家、巴黎史学家、院士。用钢笔尖写作，而居斯塔夫多用鹅毛笔。为《巴黎杂志》审查了《包法利》。如果说布耶是居斯塔夫文学上的另一个自我 [原文为法语]，迪康则是他社交上的分身。因在自己回忆录中提及居斯塔夫的癫痫而被逐出文坛。（布拉斯韦特的庸见词典）
一个作家需要多少个分身？福楼拜肯定需要不止一个。他对朋友风趣友爱，和四位密友结下终身友谊。
厄内斯特·舍瓦利耶，小他一岁，两人是鲁昂中学同学，但入学前就就互相认识。普瓦特万，老大哥，生于 1816 年，年长于他，是莫泊桑的舅舅，也是四人中最早去世的。布耶与福楼拜同龄，生于 1821 年。迪康生于 1820 年，却是最晚去世的。福楼拜与布耶最为亲密，《包法利夫人》献给他，而《圣安东的诱惑》则献给了普瓦特万。
迪康活得太久，久到他的所有朋友都化为尘土，于是，记忆的解释权便落在了他一个人手上。
迪康和福楼拜在巴黎学法律时结识。他们同住在巴黎拉丁区，那里聚集着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两个人常去廉价餐馆用餐，在咖啡馆里畅谈文学。后来，迪康与洛朗合编杂志，一路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福楼拜在词典中如此描述那个地方：学院院士都是老人，戴着绿色塔夫绸遮阳帽。
迪康也写过一本“文学回忆录”，在福楼拜去世后出版，厚厚两卷，至今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为了避免混淆，我倾向于叫它“迪康回忆录”。福学家一边引用它，毫不客气，一边又鄙夷它的作者，认为要不是福楼拜，没有人记得迪康。
实际上，迪康文笔很好，也有自知之明，当然某些时候不见得完全可靠。回忆录将福楼拜从《圣安东》走向《包法利》的转机，归功于迪康自己和布耶，从圣安东之夜到北非之旅，他都没有缺席。但福楼拜、布耶半点儿也没有提到过迪康的故事。虽然也有忘了、不在乎的可能，但二比一，迪康所说不属实的可能性更大。
尽管如此，他的故事仍然很有趣。有趣，有时比真实更接近存在的本质。
1845 脾脏之夜
这是一个关于“功用”的夜晚，发生在福楼拜和他父亲之间。与兄长阿希尔相比，福楼拜和父亲的期望相去甚远。
《情感教育》共有两版。第一版是福楼拜的长篇处女作，创作始于 1843 年 1 月。它以福楼拜的青少年时代为蓝本，讲述一位城市青年的学习与情感成长，主题类似圣伯夫的《情欲》。1845 年，福楼拜完成了初稿。他试图融合激情与写实，但未能成功。这是一部充满激情与汗水的笨拙之作。
迪康回忆，福楼拜曾向父亲倾诉自己的文学志愿。父亲让他朗读自己的作品。约半小时后，老福楼拜竟睡着了。福楼拜又读了一会儿，突然停下，对父亲说：“我相信你听够了。”老福楼拜醒来，笑了笑，反问文学有何用处，它不能缝合伤口，不能带来诊金：
“写作不过是一种消遣，本身倒也不坏，总比去咖啡馆或赌场强。可写作要花什么呢？一支笔、墨水和纸就足够了。只要有闲工夫，谁都能像雨果或巴尔扎克那样写小说。文学、诗歌，究竟有什么用？没人知道。”
福楼拜将问题抛回他的外科医生父亲：“脾脏又有何用？没有它，人就会死。就像精神世界不能没有诗歌。”老福楼拜耸了耸肩，不予理睬，径自离开了。
老福楼拜的观点，是工业革命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典型体现。卡夫卡的父亲亦是如此。他们认为，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必须通过其“功用”来衡量。正如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葛擂硬先生，英文名 Mr. Gradgrind，一位功利主义教育家，坚信世界完全由“事实”构成，因此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想象与情感。老福楼拜的疑问，正是葛擂硬先生会对年轻的福楼拜提出的问题。
古希腊体液学说认为，脾脏产生“黑胆汁”。“黑胆汁”过多，则被视为忧郁的根源。然而，忧郁恰恰是浪漫主义时代艺术家与诗人追求的核心气质。它被视为深刻、敏感、富有创造力的标志。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也反复吟咏着一个主题——“Spleen”。这个词意为“忧郁”，其英文词源正是“脾脏”。
福楼拜后来编纂词典，收录了“dératé”一词。其字面意为“摘除了脾脏的”，实际却指“飞毛腿”。这或许源于法国人的一种看法：马摘除脾脏后，奔跑速度会更快。当时，人们普遍将“飞毛腿”视为速度的象征。然而，事实上，人类从未进行过脾脏摘除手术。即便如此，福楼拜依然坚信：人一旦失去脾脏，便无法存活。
一次滑雪比赛中，米沃什的同学斯坦尼斯瓦夫·考夫纳茨基遭遇意外。雪橇撞树受损，他随即被送往医院。医生诊断他脾脏破裂，必须切除。尽管医生们预言他此生不会长寿，他却一直活到八十岁高龄。一个叫契诃夫的俄国人，很多年后，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没有脾脏的人”。
总之，在写完《包法利》后，他继续这个情感教育的挑战。1863 年，推翻原稿重写第二版，1869 年 5 月 16 日完成。11 月 17 日，两卷本正式出版。
定稿距离初稿二十四年。
1849 圣安东之夜
设想一个场景：一位才华横溢的独立导演，耗费数年心血，剪辑出一部长达四小时、兼具哲学思辨与华丽视觉的实验电影。他邀请两位制片人好友观看，满心期待赞誉。然而，好友看完后却直言：“你很有才华，但没人会看。扔掉它吧，去拍一部关于你邻居婚姻危机的电影，用最冷静、最克制的镜头语言。”
这正是布耶和迪康对福楼拜所为。他们并非否定他的才华，而是将他的才华，从“自我表达”的轨道，强行推向了“呈现世界”的轨道。
据迪康记录，1849 年 9 月，福楼拜辛勤劳作一年半，完成《圣安东》初稿。这是他成年后的首部长篇小说。他满怀希望，邀请两位挚友前往克鲁瓦塞的家。
福楼拜兴致勃勃地朗读新作。他们约定：读完全书后，再作评价。五百多页手稿，四天方才读毕。每日，他自正午读至下午四点，晚八点再读至午夜。福楼拜摇晃着稿本，大喊：“不喝彩就没救了！”第四天深夜，他读完结尾，猛地一拳砸向桌面，问道：“朋友们，觉得怎样？”他期待赞誉；朋友们却面露尴尬。他们不解其意，甚至感到毫无意义。福楼拜母亲亦在场。每读完一段，她便问道：“怎么样？”然而，无人应答。
布耶最终开口：“烧掉它，从此别提，别再想。”这“判决”如斧。它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评传指出：福楼拜朗诵的版本，文字虽精雕细琢，却支离破碎，主线不明。这无疑是致命一击。
这是小说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谋杀。他们杀死的，是那个耽于自我、沉醉抒情的福楼拜。布耶告诉他，你应该去写现实，去写你的邻居，效仿巴尔扎克，去做时代的“书记员”。
两人争论数小时。福楼拜最终接受了建议，却也因此心灰意冷。三人直至清晨八点方才入睡。健吾先生为此惋惜道：“不幸的《圣安东的诱惑》！更不幸的是作者！”
19 世纪中叶，《人间喜剧》已为小说确立新标杆。它提出：小说家应是时代的“书记员”，其任务是用近乎科学的精确性，描绘、分类并剖析社会万象。这与福楼拜后来在《圣安东》中天马行空、自我沉醉的浪漫主义写法，形成直接对立。因此，布耶的建议，实则敦促福楼拜加入当时方兴未艾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
第二天，两人试图找个台阶，以缓和昨晚的直言。迪康再次劝告：福楼拜的情感流露可笑至极。对此，必须加以警惕。“务必放弃这种倾向！”若实在抑制不住浪漫抒情，则最好选择实际主题。例如，资产阶级富足生活的故事。然后，强迫自己用自然的笔调，将故事写出。简而言之，他应描述社会新闻，或不带抒情意味的寻常题材。另有说法：让福楼拜阅读纪实新闻，乃圣伯夫之建议。
福楼拜无可奈何，也觉得他们有理，踟蹰道：“这不见得容易，不过我可以试一试。”布耶更进而提醒他道：“为什么你不用 [[永镇的七任医生#第二任医生：卫生官员夏尔|德拉马尔]] 的故事？”根据迪康的演绎描述，听见这话，福楼拜仰起头来，满脸通红，高兴地叫道：“好主意，就是它！”他好像早就知道自己慧眼独具、手段泼辣，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们也没有方法证明此事真伪，但依照迪康的说法，种子从此埋下。
福楼拜以精准笔触，记录下这段不光彩的故事。1857 年 3 月，小说连载前，他回信称，《包法利》纯属虚构，毫无真实成分，未掺杂个人情感与境况。作品若似真事，恰恰说明其客观性。他的原则是“不写自己”，并道出名言：作家应如上帝，不可见，不可触，却无处不在。
1857 年 6 月，有人写信恭维他。他专门又写了一封信“坦白回答”，说没有任何模特在他面前摆出姿势。这本小说是纯粹的虚构，所有人物都是凭空想象。永镇寺不存在，里厄河也不存在。但这禁不住诺曼底同乡从中发现典故。因为他眼前是个性，所要写的，恰恰相反是典型。
不过，后来福楼拜还会继续写《圣安东》。《圣安东》和《情感教育》一样，是从小横亘在他脑海里的题目。他又将《圣安东尼的诱惑》重写了三遍。
奇怪的是，福楼拜在新作的构思上却显得如此贫瘠。他似乎总是在重复那些从年轻时就困扰他的主题，仿佛只有通过一次次的重述，才能完成某种表达，以求得片刻的解脱。
1849 北非近东之旅
1849 年，28 岁的福楼拜启程前往北非近东。尽管他也曾写道，“你刚一出生就开始腐烂了”，但正是这一年，他步入中年。
旅途上，福楼拜兴致高昂。他与迪康同游地中海，曾晕船，也曾在开罗醉酒。他拜访埃及大主教，请教宗教事宜，以备日后参考。他们在埃及停留两个月。12 月，两人攀登胡夫金字塔。随后，他们乘蓝色双桅船溯尼罗河而上，尽情游览奥斯曼土耳其的偏僻街巷与浴室。福楼拜眼界大开，敏锐地记录下种种细节。
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眼中，近东和北非即代表“东方”。它是一个幻想空间，承载着原始欲望与神秘色彩，更是僵化、理性的欧洲文明的对立面。福楼拜的旅行，既是这种时代风尚的一部分，又超越了它。他不仅寻找浪漫素材，更进行着人类学式的观察。
福楼拜沉醉于沙漠与金字塔的色彩、气味。他沉浸在静谧落日、异域风情中。然而，现实却恍如梦境：喧闹、滑稽、荒谬。与此同时，他对娼妓着迷，写下大量 [[福楼拜之死#旅行性爱日志]]。
旅途中，福楼拜在家书中多次提及构思中的小说题材，却未见《包法利》。1851 年 5 月，他回到鲁昂。那段经历深藏心底，他亦未动笔《萨朗波》。或许，他的内心已染上“萨朗波紫”，写作方向却仍未明朗。然而，归来之后，他便要开始创作。北非，正是熔炼《包法利》的坩埚。福楼拜去时是浪漫主义者，归来已然成为现实主义者。
身处东方，面对全然陌生的文化、景观与人群，福楼拜被迫放弃先入之见。他转而依赖细致、冷静甚至冷酷的观察，以此理解眼前的一切。他记录妓女的身体细节、街头的嘈杂声、古迹的残破，如同外科医生在解剖台前工作。这种在异域练就的客观凝视，在他回到法国后，被完美地应用于剖析诺曼底省单调乏味的资产阶级生活。他用观察金字塔的眼睛，审视包法利夫人的披肩。
从《圣安东》初稿到《包法利》，福楼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严厉摒弃文体冲动，无情压制抒情与激动，只为追寻“真实的幻想”。历经五年难以置信的艰辛，他最终写出第一部传世之作。
然而，这次旅行真让他彻底告别浪漫主义了吗？抑或，他只是学会将奔放的浪漫内核，封装进精准、克制的现实主义外壳之中？
福楼拜这趟北非之行，不算独一份儿。地方还是那个地方，人去了，心里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快五十年后，有个叫纪德的法国年轻人，也去了。二十四岁，比福楼拜还嫩。与朋友年轻画家阿尔贝·洛朗乘船去，游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直到次年二月才回国。回来后，人就变了。福楼拜是脑子给晒通透了，看事情从此毒辣。纪德呢，是身子骨先松了绑。他自个儿说，以前老怕着、躲着肉身那点事，到了那儿，才知道快活原来可以这么坦荡。这点感触，后来全搁进一本叫《背德者》的书里。
说到底，都是欧罗巴的公子哥，家教严，规矩多，心里憋着火。一脚踏进北非，天高皇帝远，太阳底下，什么教条都晒化了，人自然就活泛、野了起来。
所以说，福楼拜是借那儿的光，看清了老家那点儿庸常男女的计较，回来手上就多了把解剖世情的小刀。纪德是借那儿的地界儿，放开了自己，心里那点纠结，理顺了。一个从此向外看，一个从此向内求，根子，都在那一趟远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