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的世纪
大量的十九世纪小说都在写通奸。《包法利》是其中最普通、最简单的，写一个小镇里的通奸，一个女人，“在通奸中发现婚姻的平淡无奇”。为此，[[包法利夫人受诉讼]]。律师在辩护时强调了艾玛的悲剧、通奸的悲剧，但我其实希望他不妨直言：正是如此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就是那么想的，伟大的十九世纪正是通奸的世纪！
福楼拜似乎说过“小说就是通奸”，非常极端的定义，我还没有找着出处。与此类似的是，雪莱曾认定乱伦是最有诗意的情景；普鲁斯特说，性嫉妒也许是最好的小说题材。
无聊和情欲，让艾玛与蠢人不同。这两种心态相互关联，贯穿小说始终。无聊源于理性，情欲源于野性。她的言行举止，都与宏大忘我的爱情观、极端的情欲紧密相连。她的穿着、步态、房间装饰、餐桌礼仪，甚至递给夏尔的马鞭，都充满了情欲的暗示。
面对庸俗的世界，十九世纪的人们开始在一些事物中寻找慰藉。可能是通奸，也可能是香烟。1808 年，那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沉迷于分类学，想把物质、心理、世界，都分门别类，各自命名。他列举了 64 种戴绿帽子的丈夫，以及 72 种不同的男女通奸行为。从法律的角度说，相对平权的通奸法，是个新鲜的法律。自古以来，已婚男子出轨基本都不算犯罪刑，法国是直到 1810 年才立法规定：未得发妻的同意，男人不得将婚外情对象养在家中。都是十九世纪的事情。
阿兰·布鲁姆有一次授课，夸张地说，所有十九世纪小说都是关于通奸的。有学生反驳，就其所知有些不是。索尔贝娄也开同一门课程，插进来说：“嗯，当然，你可以搞一个没大象的马戏团。”
《情感教育》也在通奸。长篇还有《红与黑》《红字》《安娜卡列尼娜》。短篇有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
通奸与十九世纪的另一个特点“愚蠢”紧密联系。愚蠢与可怜的艾玛形影不离，从做爱的床上，一路尾随，直到死去的床上。郝麦与神甫在床边长久说着蠢话。然后她绝望地发现，情欲要求她放弃手边的利益。她身边的人都是非情欲化的，并不会像她一样感到无聊。艾玛无法走进这另外一群蠢人的世界，蠢人也对她身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尽管在他们之中有一对表现出了些许情欲。
伍迪艾伦把“包法利主义”当作抑郁的代名词。我不喜欢“主义”这个词，不如用“症候群”，难道没有更帅吗。包法利症候群，就是对庸常感到无聊、恶心、憎恨，乃至恐惧。通奸是艾玛超越凡俗最凡俗的方式。
福楼拜遭公诉的当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举办他的第一次婚礼，新娘是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他们俩认识的时候后者还是有夫之妇。陀翁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记录说，陀爷成了“那家人的密友”，担当他们儿子的家庭教师，“整天和伊萨耶夫一家待在一起”。令人不得不怀疑通奸丑闻已经发生。
愚蠢的世纪
于是更执著于自身的愚昧（格里帕泽、福楼拜）。
——卡夫卡八开笔记本断简残篇
弗朗茨·格里帕泽，也许是因为他和福楼拜都终身未婚，所以卡夫卡时常同时想起他们。但我们暂时不谈婚姻。
通奸古已有之，要说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应该是“愚蠢”。很多人以为愚蠢就是缺乏智慧或知识，这种定义是不准确的。古往今来许多人，对此都有所误解。
福楼拜率先注意到，第一，愚蠢是凡人天性的一部分，无法通过教育、或者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改正，许多先进的观念反而更加暴露出一个蠢人大脑空空。愚蠢恒久稳定，不因时代转移，不与人性分割。第二，愚蠢也经常与阶级挂钩，有着中产阶级恐惧的福楼拜，认为所有的庸常都是愚蠢。
但奇妙的是，他又为愚蠢深深着迷，热衷于创造愚蠢的人物。无论艺术手法多么丰富，笔下永远是那些贫瘠的人。艾玛、弗雷德里克、布瓦尔和佩库歇，都生性愚蠢，注定失败。他带着一种不无恶意的激情，不动声色地讽刺，变相地抨击，并从中获得快感。
一个原本正常的人，几十年如一日耐心地收集、整理、创作，用这些材料编写词典和小说，就像身上有伤口，他摸起来疼，又忍不住摸。随着写作难度（在主观上）越来越大，正常的身心不知不觉被虚构的蠢人占据，逐渐和他们合而为一，“我变成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一如“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作者的愚蠢和人物的愚蠢混合在一起，像一滩烂泥。揭露丑变成一种美。他的象牙塔同时也是臭泥潭。他试图用烂泥塑造人，又把自己的想法赋予他们，让他们看见、看清身边更多贫瘠的人，让他们厌恶其他烂泥。分不清这是慈悲还是反讽。
在福楼拜所处的十九世纪，人们精于算计、投机取巧，开口闭口科学、启蒙，以进步人士自居，实则随波逐流，还巴结权贵和名人。他们涌向愚蠢，愚蠢占领他们，占领资产阶级中间人物、资产阶级的后裔。这句话跟批判无关，单纯只是美学上的陈述。
凡这类事情，无证药剂师郝麦没有不插一脚的。他净说些显得聪明、显得自己什么都知道的陈词滥调。若无利害冲突，他是一个热心人，但要有人碍事，郝麦绝不会手下留情。《文学讲稿》课后作业中给出第十二题：什么使郝麦这个人物既可笑又可憎？答案是愚蠢。
郝麦给四个孩子取名字，“一个叫拿破仑，代表光荣；一个叫富兰克林，代表自由；一个叫伊尔玛，也许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让步；一个叫阿塔莉，却是对法兰西戏剧最不朽之作的敬意”，全部头头是道、追求时髦，足以在外行面前卖弄学识。但到了内行眼里，比如夏尔之外两任医生登场后，不懂装懂的郝麦就只剩滑稽。
《包法利》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郝麦的：他新近得到十字勋章。福楼拜未加褒贬，但很明显，他厌恶愚蠢，无法忍受愚蠢。每当愚蠢混杂了平庸、日常琐事、市侩习气、公共事务，乃至虚名、进步，他都坐立难安，想写一部爆炸作品炸掉世界，《布与佩》就是那颗炸弹，对人类愚蠢发起的总攻。
愚蠢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麦田捕手看得分明，成人世界既美满又无聊。他只见女人毕业后再也不读书，和一些蠢货结婚。蠢货们最关心他的名牌车耗油多少，没事就为体育比赛大发脾气。如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愚蠢解释，能用愚蠢解释，就尽量不用恶意解释，这是另一种奥卡姆剃刀。
只不过大家或多或少，基本都拥有了选择愚蠢的自由。
无能的世纪
无能这东西，总跟愚蠢绑在一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就写过，“比起狡猾和邪恶，无知和无视在世上惹的祸，要多得多，而且前两者还少见。”
巴尔扎克形容官僚主义是“俾格米人操弄的巨型机器”，把日子弄得复杂又难熬。可有时，磨折我们的，未必是那份奸猾，而是自家那份笨拙。有人说得也对，“过分的无能，跟恶意，界限不清。”
一整本《情感教育》，都是巨大篇幅的琐事，像传送带，同步描写一代法国人的所有生活，公众的和私人的。司汤达写“1830 年的编年史”；巴尔扎克野心更大，想当法国历史的秘书，通过生物学的方法，再现十九世纪的人间喜剧。福楼拜继承他们的计划，试图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纷乱时代，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
莫罗跟从于连、吕西安，但不贴近。他从中学到中年，一直没有个性（福楼拜是不是也这么看自己），有时又很滑稽、愚蠢，他向阿尔努夫人辩解，之所以把罗莎涅特当情妇，是“出于绝望，就像自杀的人”。他不是那种“平凡”中透着闪光的人物，陀翁写这类人，他们都会愤怒。而莫罗无足轻重，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荒诞不经的社会动物。
据说迪康有本书叫《力的浪费》（Les forces perdues），正好写于《情感教育》同期，李健吾称前者标题正好解释后者。迪康称，福楼拜的书对 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人有一种正确的观念，那代人和化石一样。直到“一八四〇年的反动，挖了一道深沟，将法国隔而为二”。
书中到处都是情感的浪费。反观艾玛，她的情感毫无浪费，只是没有回报。莫罗这一代人，在情感和道德上都是失败的。失败不是指悲剧，鲁迅说悲剧是毁灭价值给人看，那很铁血，但福楼拜的失败就只是碌碌无为。
福楼拜写这本书也仿佛背水一战，又注定失败。他追求客观，不愿用下等的方法主动引导读者兴趣，自己也觉得“美同近代生活合拢不来”，近代科学的求取、资产阶级的主旨，都决定了这一点。所以尽管描写出色，艺术手法丰富，但书中的人物比《包法利》更加贫瘠、无聊，很难唤醒人的阅读兴趣。这让本书非常难读。法国人兴许更容易被吸引一些，因为其中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场面宏大的革命、战争、公共事务，福楼拜花了大量笔墨，但并不真正兴奋，他憎恨当权者、蔑视普通民众，自己只当一个旁观者。
最末两章，时间骤然提速，深深打动我们。1848 年革命尾声，昔日同窗杜萨迪埃被警察剑杀。行凶者注视人群，弗雷德里克张口结舌，认出凶手竟是另一位同窗，塞内卡。这是他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瞬间。传送带仿佛暂停，一章戛然而止。下一章伊始，弗雷德里克重游故地，返回巴黎。十几年光阴，浓缩于塞内卡那一秒的凝望，那一两个段落。时间以数十年为单位，空间则如同国画般留白。妙就妙在这里，读者被迫换挡。
他旅行。
在商船上的忧郁，帐下寒冷的醒寤，对名胜古迹的陶醉，恩爱中断后的辛辣，他全尝到了。
他回来。
他出入社会，又有了别的爱情。但是初恋的不断的回忆让他觉得别的爱情乏味；而且，欲望的炽热，甚至感觉的绚烂消失了。他在精神方面的野心同样减小。好些年过去了，他撑持着他的理智的闲散和心情的慵逸。
（李译）
他又开始了他的旅程。
旅行中，他饱受了一个人的孤独和郁闷，尝到了在帐篷中睡觉被冻醒的滋味，体味到了爱情离他而去的痛苦，所有的酸甜苦辣他都深有体会。
他又回到了巴黎。
他经常进出于交际场所，又尝试过几次爱情。但是，一想到那最初的爱情，如今所有的爱情都太没滋味了。渐渐地，他对那狂热的爱情淡漠了，丧失在感情世界里。于是，他感觉轻松了。岁月流逝，很快就过去了几年；他一直是那样的散慢，对感情上的事一直是那么木讷。
（魏小芳译）
他行走天涯。
他逐渐了解了汽船的忧郁，在帐篷中清冷地醒过来的滋味，地景与废墟的单调，友谊离他而去的苦涩。
他回到了家乡。
他进入社交圈，与其他女人交往，但记忆犹新的初恋使这些恋情索然无味，此外，狂烈的欲望和花朵般绽放的感觉都消失了。
（佚名译本）
在这个非凡的倒数第二章后，一个荒谬的结尾逐渐展开。弗雷德里克与戴洛里耶回顾半生，最钟情的记忆竟是他们第一次逛妓院。那时他们还是学生，去之前精心准备，染发、偷花，最后却丢了胆子，两个人逃之夭夭。这就是他们最美好的一天——去嫖娼，后未果。整部小说好像在这回忆的一瞬间化为灰烬，从手指间漏过去了。我不得不怀疑整个故事、怀疑整本小说、怀疑所有角色的价值观念、怀疑一辈子都被荒废。如果人类都这样，小说的正当性、世俗行为的正当性又在哪里呢。
我完全想不起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是哪一天。大学毕业最后一天，在图书馆读完这本书。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阶段的收尾，也可以说是开始。入学前读完灰色的故事，毕业论文写紫色的故事，毕业前读完《情感教育》。
《情感教育》写完的 1869 年，福楼拜经历了法国的政治动荡，他表示漠不关心，他对那些只注重政治时事、牺牲文学的报纸有点恼火；7 月 18 日，经历了布耶的离世，“失去了我的布耶，就是失去了我的助产士，这个人对我思想的洞察比我自己更为深入。” 7 月 23 日，他如痛失手足，写信给圣伯夫，说自己要崩溃了；
紧接着又经历了圣伯夫的离世，“又是一个去了！这一小队人马越来越少了！麦杜丝木筏上的难得逃出性命的几个人也不见了！现在还能和谁一起聊聊文学？如今和谁去谈文学？他真爱文学——虽说不就可以完全看做一位朋友，他的弃世让我深深地难过。凡在法兰西执笔为文的人们，都由他感到一种无可弥补的损失。”10 月 13 日，他痛悼其逝世“对于法国所有文人来说都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福楼拜曾考虑让圣伯夫为《情感教育》写评论，但后者根本无法读他的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