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十九世纪小说都在写通奸。《包法利》是其中最普通、最简单的,写一个小镇里的通奸,一个女人,“在通奸中发现婚姻的平淡无奇”。为此,[[包法利夫人受诉讼]]。律师在辩护时强调了艾玛的悲剧、通奸的悲剧,但我其实希望他不妨直言:正是如此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就是那么想的,伟大的十九世纪正是通奸的世纪!
福楼拜似乎说过“小说就是通奸”,非常极端的定义,我还没有找着出处。与此类似的是,雪莱曾认定乱伦是最有诗意的情景;普鲁斯特说,性嫉妒也许是最好的小说题材。
无聊和情欲,让艾玛与蠢人不同。这两种心态相互关联,贯穿小说始终。无聊源于理性,情欲源于野性。她的言行举止,都与宏大忘我的爱情观、极端的情欲紧密相连。她的穿着、步态、房间装饰、餐桌礼仪,甚至递给夏尔的马鞭,都充满了情欲的暗示。
面对庸俗的世界,十九世纪的人们开始在一些事物中寻找慰藉。可能是通奸,也可能是香烟。1808 年,那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沉迷于分类学,想把物质、心理、世界,都分门别类,各自命名。他列举了 64 种戴绿帽子的丈夫,以及 72 种不同的男女通奸行为。从法律的角度说,相对平权的通奸法,是个新鲜的法律。自古以来,已婚男子出轨基本都不算犯罪刑,法国是直到 1810 年才立法规定:未得发妻的同意,男人不得将婚外情对象养在家中。都是十九世纪的事情。
阿兰·布鲁姆有一次授课,夸张地说,所有十九世纪小说都是关于通奸的。有学生反驳,就其所知有些不是。索尔贝娄也开同一门课程,插进来说:“嗯,当然,你可以搞一个没大象的马戏团。”
《情感教育》也在通奸。长篇还有《红与黑》《红字》《安娜卡列尼娜》。短篇有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
通奸与十九世纪的另一个特点“愚蠢”紧密联系。愚蠢与可怜的艾玛形影不离,从做爱的床上,一路尾随,直到死去的床上。郝麦与神甫在床边长久说着蠢话。然后她绝望地发现,情欲要求她放弃手边的利益。她身边的人都是非情欲化的,并不会像她一样感到无聊。艾玛无法走进这另外一群蠢人的世界,蠢人也对她身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尽管在他们之中有一对表现出了些许情欲。
通奸是她超越凡俗最凡俗的方式。
福楼拜遭公诉的当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举办他的第一次婚礼,新娘是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他们俩认识的时候后者还是有夫之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记录说,陀爷成了“那家人的密友”,担当他们儿子的家庭教师,“整天和伊萨耶夫一家待在一起”。令人不得不怀疑通奸丑闻已经发生。
于是更执著于自身的愚昧(格里帕泽、福楼拜)。
——卡夫卡八开笔记本断简残篇
弗朗茨·格里帕泽,也许是因为他和福楼拜都终身未婚,所以卡夫卡时常同时想起他们。但我们暂时不谈婚姻。
通奸古已有之,要说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应该是“愚蠢”。很多人以为愚蠢就是缺乏智慧或知识,这种定义是不准确的。古往今来许多人,对此都有所误解。
福楼拜率先注意到,第一,愚蠢是凡人天性的一部分,无法通过教育、或者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改正,许多先进的观念反而更加暴露出一个蠢人大脑空空。愚蠢恒久稳定,不因时代转移,不与人性分割。第二,愚蠢也经常与阶级挂钩,有着中产阶级恐惧的福楼拜,认为所有的庸常都是愚蠢。
但奇妙的是,他又为愚蠢深深着迷,热衷于创造愚蠢的人物。无论艺术手法多么丰富,笔下永远是那些贫瘠的人。艾玛、弗雷德里克、布瓦尔和佩库歇,都生性愚蠢,注定失败。他带着一种不无恶意的激情,不动声色地讽刺,变相地抨击,并从中获得快感。
一个原本正常的人,几十年如一日耐心地收集、整理、创作,用这些材料编写词典和小说,就像身上有伤口,他摸起来疼,又忍不住摸。随着写作难度(在主观上)越来越大,正常的身心不知不觉被虚构的蠢人占据,逐渐和他们合而为一,“我变成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一如“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作者的愚蠢和人物的愚蠢混合在一起,像一滩烂泥。揭露丑变成一种美。他的象牙塔同时也是臭泥潭。他试图用烂泥塑造人,又把自己的想法赋予他们,让他们看见、看清身边更多贫瘠的人,让他们厌恶其他烂泥。分不清这是慈悲还是反讽。
在福楼拜所处的十九世纪,人们精于算计、投机取巧,开口闭口科学、启蒙,以进步人士自居,实则随波逐流,还巴结权贵和名人。他们涌向愚蠢,愚蠢占领他们,占领资产阶级中间人物、资产阶级的后裔。这句话跟批判无关,单纯只是美学上的陈述。
凡这类事情,无证药剂师郝麦没有不插一脚的。他净说些显得聪明、显得自己什么都知道的陈词滥调。若无利害冲突,他是一个热心人,但要有人碍事,郝麦绝不会手下留情。《文学讲稿》课后作业中给出第十二题:什么使郝麦这个人物既可笑又可憎?答案是愚蠢。
郝麦给四个孩子取名字,“一个叫拿破仑,代表光荣;一个叫富兰克林,代表自由;一个叫伊尔玛,也许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让步;一个叫阿塔莉,却是对法兰西戏剧最不朽之作的敬意”,全部头头是道、追求时髦,足以在外行面前卖弄学识。但到了内行眼里,比如夏尔之外两任医生登场后,不懂装懂的郝麦就只剩滑稽。
《包法利》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郝麦的:他新近得到十字勋章。福楼拜未加褒贬,但很明显,他厌恶愚蠢,无法忍受愚蠢。每当愚蠢混杂了平庸、日常琐事、市侩习气、公共事务,乃至虚名、进步,他都坐立难安,想写一部爆炸作品炸掉世界,《布与佩》就是那颗炸弹,对人类愚蠢发起的总攻。
愚蠢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麦田捕手看得分明,成人世界既美满又无聊。他只见女人毕业后再也不读书,和一些蠢货结婚。蠢货们最关心他的名牌车耗油多少,没事就为体育比赛大发脾气。
只不过大家或多或少,基本都拥有了选择愚蠢的自由。
一整本《情感教育》,都是巨大篇幅的琐事,像传送带,同步描写一代法国人的所有生活,公众的和私人的。司汤达写“1830 年的编年史”;巴尔扎克野心更大,想当法国历史的秘书,通过生物学的方法,再现十九世纪的人间喜剧。福楼拜继承他们的计划,试图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纷乱时代,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
莫罗跟从于连、吕西安,但不贴近。他从中学到中年,一直没有个性(福楼拜是不是也这么看自己),有时又很滑稽、愚蠢,他向阿尔努夫人辩解,之所以把罗莎涅特当情妇,是“出于绝望,就像自杀的人”。他不是那种“平凡”中透着闪光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类人,他们都会愤怒。而莫罗无足轻重,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荒诞不经的社会动物。
据说迪康有本书叫《力的浪费》(Les forces perdues),正好写于《情感教育》同期,李健吾称前者标题正好解释后者。迪康称,福楼拜的书对 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人有一种正确的观念,那代人和化石一样。直到“一八四〇年的反动,挖了一道深沟,将法国隔而为二”。
书中到处都是情感的浪费。反观艾玛,她的情感毫无浪费,只是没有回报。莫罗这一代人,在情感和道德上都是失败的。失败不是指悲剧,鲁迅说悲剧是毁灭价值给人看,那很铁血,但福楼拜的失败就只是碌碌无为。
福楼拜写这本书也仿佛背水一战,又注定失败。他追求客观,不愿用下等的方法主动引导读者兴趣,自己也觉得“美同近代生活合拢不来”,近代科学的求取、资产阶级的主旨,都决定了这一点。所以尽管描写出色,艺术手法丰富,但书中的人物比《包法利》更加贫瘠、无聊,很难唤醒人的阅读兴趣。这让本书非常难读。法国人兴许更容易被吸引一些,因为其中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场面宏大的革命、战争、公共事务,福楼拜花了大量笔墨,但并不真正兴奋,他憎恨当权者、蔑视普通民众,自己只当一个旁观者。
最末两章,时间骤然提速,深深打动我们。1848年革命尾声,昔日同窗杜萨迪埃被警察剑杀。行凶者注视人群,弗雷德里克张口结舌,认出凶手竟是另一位同窗,塞内卡。这是他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瞬间。传送带仿佛暂停,一章戛然而止。下一章伊始,弗雷德里克重游故地,返回巴黎。十几年光阴,浓缩于塞内卡那一秒的凝望,那一两个段落。时间以数十年为单位,空间则如同国画般留白。妙就妙在这里,读者被迫换挡。
他旅行。
在商船上的忧郁,帐下寒冷的醒寤,对名胜古迹的陶醉,恩爱中断后的辛辣,他全尝到了。
他回来。
他出入社会,又有了别的爱情。但是初恋的不断的回忆让他觉得别的爱情乏味;而且,欲望的炽热,甚至感觉的绚烂消失了。他在精神方面的野心同样减小。好些年过去了,他撑持着他的理智的闲散和心情的慵逸。
(李译)
他又开始了他的旅程。
旅行中,他饱受了一个人的孤独和郁闷,尝到了在帐篷中睡觉被冻醒的滋味,体味到了爱情离他而去的痛苦,所有的酸甜苦辣他都深有体会。
他又回到了巴黎。
他经常进出于交际场所,又尝试过几次爱情。但是,一想到那最初的爱情,如今所有的爱情都太没滋味了。渐渐地,他对那狂热的爱情淡漠了,丧失在感情世界里。于是,他感觉轻松了。岁月流逝,很快就过去了几年;他一直是那样的散慢,对感情上的事一直是那么木讷。
(魏小芳译)
他行走天涯。
他逐渐了解了汽船的忧郁,在帐篷中清冷地醒过来的滋味,地景与废墟的单调,友谊离他而去的苦涩。
他回到了家乡。
他进入社交圈,与其他女人交往,但记忆犹新的初恋使这些恋情索然无味,此外,狂烈的欲望和花朵般绽放的感觉都消失了。
(佚名译本)
在这个非凡的倒数第二章后,一个荒谬的结尾逐渐展开。弗雷德里克与戴洛里耶回顾半生,最钟情的记忆竟是他们第一次逛妓院。那时他们还是学生,去之前精心准备,染发、偷花,最后却丢了胆子,两个人逃之夭夭。这就是他们最美好的一天——去嫖娼,后未果。整部小说好像在这回忆的一瞬间化为灰烬,从手指间漏过去了。我不得不怀疑整个故事、怀疑整本小说、怀疑所有角色的价值观念、怀疑一辈子都被荒废。如果人类都这样,小说的正当性、世俗行为的正当性又在哪里呢。
我完全想不起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是哪一天。大学毕业最后一天,在图书馆读完这本书。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阶段的收尾,也可以说是开始。入学前读完灰色的故事,毕业论文写紫色的故事,毕业前读完《情感教育》。
《情感教育》写完的 1869 年,福楼拜经历了法国的政治动荡,他表示漠不关心,他对那些只注重政治时事、牺牲文学的报纸有点恼火;7 月 18 日,经历了布耶的离世,“失去了我的布耶,就是失去了我的助产士,这个人对我思想的洞察比我自己更为深入。” 7 月 23 日,他如痛失手足,写信给圣伯夫,说自己要崩溃了;
紧接着又经历了圣伯夫的离世,“又是一个去了!这一小队人马越来越少了!麦杜丝木筏上的难得逃出性命的几个人也不见了!现在还能和谁一起聊聊文学?如今和谁去谈文学?他真爱文学——虽说不就可以完全看做一位朋友,他的弃世让我深深地难过。凡在法兰西执笔为文的人们,都由他感到一种无可弥补的损失。”10 月 13 日,他痛悼其逝世“对于法国所有文人来说都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福楼拜曾考虑让圣伯夫为《情感教育》写评论,但后者根本无法读他的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