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开头总是比结尾好,刚起笔,他的精力更充沛,创作也更细腻。
在 1912 年 11 月 17 日到 12 月 7 日之间,《判决》完成后不久,卡夫卡完成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故事”。纳博科夫称之为,一个纯粹黑白两色的故事。传记作家的说法则是,“这是关于仇恨魔法和虚伪力量的有毒童话”。纳博科夫的说法好听许多。
众所周知,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一个奇迹。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平铺直叙,匪夷所思,世界文学的瑰宝。他不告诉你为什么,你纳闷,他也不管,自然而然地往前走。你要么信,要么别读了。他是作者,他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一种崭新的态度,公正客观、训练有素。
然后是写实、充满技巧的昆虫描写。
这个昆虫身形卵圆,腹背凸起,通体发黑,也有可能是暗褐色。无论是黑是褐,那颜色都不反光。甲虫的外骨骼坚硬而敏感,穹顶似的棕色肚子被分成好几块弧形硬片,凹凸有致,完美且平衡。甲虫背部的凸起则要比肚子尖更加陡峭,生硬的曲线急转直下。
按照纳博科夫的构想,铁甲一样的背下藏着薄如蝉翼的鞘翅,翅膀颜色透明,条纹清晰,网状的结构充满着迷人的吸引力;六条腿纤细多毛,应该是多动又软弱无力的。他认为格里高尔与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虫子更接近金龟子,圆顶状背部很大,甚至翻不过身,很有可能长翅膀。当女佣打扫房间(纳博科夫同样画了房间的布局平面图,有门和家具的位置),打开窗户时,他也能飞出去,逃之夭夭。
可怜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他变成的 Ungeziefer,据说在中古高地德语中,字面意思是“不适合献祭的不洁动物”,有时被口语化地用于表示“虫子”,特指“肮脏、讨厌的虫子”,因此也可以翻译作“害虫”,与 Schädlinge 同义。这个词还有一种意思,“不事生产的人”(Lästling)。
这种害虫不是蟑螂。小说中,老妈子看着格里高尔,说出一个德语复合词 Mistkäfer,那是“屎甲虫”的意思,与“屎壳郎”如出一辙,是说蜣螂。这说明格里高尔很有可能像是一个金龟子,或者划在昆虫纲鞘翅目下的某种甲虫,一种受折磨的害虫。
现在有很多中文译本,喜欢在《变形记》的封面上画虫子,却画得不对。相反,此书初版的封面,只画了一个双手掩面的痛苦男人,他背后是一扇半开的门,里面漆黑一片。在这部小说中也充满了门的主题:开关锁门、隔着门说话……
卡夫卡曾致函出版社,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竭力请求封面上可千万别画上那只昆虫,因为昆虫本身是不能画的,它甚至不能从远处看到。然而他已经死了,死后名声大噪,每种作品都多次再版,变成虫也被确认是人类的宿命。只可惜再没有人,可以从技术上指出封面中的实质性错误。
这一写实的昆虫描写,使得不可思议的变形成了可让人接受的东西。连格里高尔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是怎么了?”我们也是同样心理。
“这不是梦。他的房间是个普通的人类卧室,只是太小了些,静静躺在熟悉的四壁间。”再次写实,一个正常的房间,唯一不正常的是家人的反应。
他们奇怪地接受,但也是普遍的态度:恐惧、嫌恶、震惊。要说的细节很多,在开头都被卡夫卡控制住了。
略萨说,我们之所以相信了萨姆沙的故事,是因为卡夫卡能为讲述这个故事找到一种方式——安排话语和缄默,揭示秘密,讲述细节,组织素材和叙事的时间,一种让读者接受的方式,以便打消读者面对类似叙事过程可能怀有的保留态度。
马尔克斯总说他被萨姆沙变甲虫的故事击败、教育,进而发现冷静疯狂的外祖母笔法,被指明人生的方向。
而在 1914 年 1 月 19 日的日记里,卡夫卡说,自己对这个中篇有很大反感,“在办公室里,恐惧与自信交替出现。不然我还要更有信心。对《变形记》极为抵触。读不下去的结尾。几乎是根本上的不完美。如果我当时不被出差干扰,情况或许会好得多。”1 月 23 日继续校对。他没有提开头。
《变形记》最后的结尾是什么?家里有一个女佣人,拿扫帚费力清扫萨姆沙的尸体,然后笑着对他的父母和妹妹说,他们再也不用担心“怎么弄走旁边这东西”。
在 1912 年 11 月 1 日,卡夫卡差不多即将开始创作这个故事,在写给菲莉斯的信中,他说,如果写作不成功,他自己“就会躺在地上并被扫地出门”。
尽管卡夫卡自己不满意,但这个结尾已经很好。萨姆沙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终于被抹去。父母、妹妹恢复了正常生活,摆脱了家里头的负担。他们一家外出旅行,妹妹也成长为美丽年轻的女性。一个令人寒心的结尾。
1914 年 8 月 29 日,他在写《审判》。“一章的结尾失败了,另一章开头起得很棒,我却几乎写不下去,或者说,肯定没法写得很精彩,而当时,在夜里的时候,我肯定可以成功。但我不能抛弃自己,我完全是独自一人。”
1917 年 9 月 4 日在布拉格,卡夫卡对另一个结尾也不满意。他给出版社的库尔特·沃尔夫先生写信,说自己从未发自内心地希望发表《在流放地》。“结尾前的两三页是粗制滥造的,它们的存在指出了一个更深处的贫乏,不知何处有条蛀虫,它把故事的饱满实体也噬空了”。他坚持不让沃尔夫出版这部小说。
悲惨的人物、恐怖的场景,似乎从未让卡夫卡心神不宁。他只是说自己越写越痛苦。
虽然卡夫卡自己没有明说,但《城堡》的开头明显比结尾“好看”。1922 年 1 月 27 日,卡夫卡开始动笔写《城堡》,也许是从开头开始,也许不是。
前三章基本是情节,像传统小说,像堂吉诃德找东西、找女人,色调昏暗,偶尔紧张,功力非凡。后十七章基本是对话。故事性较强的叙述,因此转向更为哲学化、概念化的表达。
三章情节说完以后,后十七章里,K 的目标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与各种村民、官员、使者的对话成了主要内容。对话拖慢了情节的发生,使空间固定,把时间拖得很慢。当人物一说话,故事、场景好像都停顿了,不存在了。
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和时间里,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说话,有自己的立场,他们为立场辩护。尽管人物立场和辩护的内容不同,但都带着某种复合了孤独、混乱、麻痹、怠惰的强烈情感,以及对体制的依附感。每个人的言语背后似乎也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焦虑或自我辩解。
忘了从哪一章开始,情节就完全变成了辩护的接力。对话本应澄清问题,但在这里却是掩盖真相的手段。必须反复思考这些人内心到底在要什么,试图找到他们的深层逻辑,这使人精疲力尽,陷入更深的迷茫。
对话与情节的停滞,使《城堡》逐渐失去了传统小说的叙述吸引力。每一段话似乎都在拖延核心问题的解决,使人被迫停留在一种无法前进的状态中。
最终所能达到的状态也很不祥。布罗德说,卡夫卡曾将《城堡》结尾的创作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过他:K 弥留之际,才得到裁决,当局虽拒绝了他进驻村庄的请求,但最终同意他到城堡生活和工作。
对卡夫卡来说,《城堡》是一部“有资格被写下来,却没有资格被阅读”的故事。被写下来的部分很精彩。比如 K 第一次与弗丽达做爱,比如他和弗丽达把小学教师改作卧室,好看。整体作为一个寓言也很精彩,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不好读。
卡夫卡自己非常喜欢《失踪者》的开头,也就是《司炉》。他为这一则“未完成作品”自负,在双亲面前朗诵,让父亲极为违心地听着。这部作品适合与《变形记》《判决》结集,并称为“儿子们”。
卡尔·罗斯曼也热爱实时分析现状,像是约瑟夫·K,典型的卡夫卡式主角,仅一章就能看出来。
总的来说,卡夫卡憎恨结尾。写长篇小说,一般没法轻举妄动,需要强大的人格力量。卡夫卡有着独特的大脑,但没有深厚的长篇功底。好些作家写小说烂尾,那是长途司机临到家门,神经放松导致出了事故。而卡夫卡是把结尾当做敌人。
他在写作时特别敏感,会对结尾的模糊和不完美感到失落,对自己的不足感到焦虑。但因此人们却愈发推崇他的结尾。因为大家都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明显的脆弱和不确定。而这成为了现代精神,不可捉摸、无解。
与他的开头相比,卡夫卡的结尾总是显得模糊,有一种强烈的“未完成感”。这跟他的创作习惯和心理状态有关。卡夫卡常被写作本身耗尽心力,他或许认为自己的注意力已经从作品中流失,无法为它注入完整的能量。最终导致,片段极为精彩,寓言意义深刻,但作为整体却带来巨大的阅读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