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二：荒谬绝伦媒体人

从 [[迪康回忆录#1849 北非近东之旅]] 归来后，迪康前往巴黎，入股《巴黎杂志》，邀请福楼拜和布耶为他写稿。《巴黎杂志》是当时的新码头。19 世纪中叶正是法国报刊杂志的黄金时代，看看《幻灭》，媒体开始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文人与野心家的新战场。

迪康热衷于公共事务，福楼拜心里瞧不上这位热衷场面事的朋友，但人情还在。迪康并不忘友谊，借力杂志，发表了布耶关于罗马的三千行诗歌，让福楼拜很是欣慰。因此，《包法利夫人》完成后，福楼拜应允迪康的请求，同意在他的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

迪康把小说转交莱昂·洛朗 - 皮沙，《巴黎杂志》的另一位主编。洛朗阅读以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迪康写 信 给福楼拜转述。他特别声明，自己只是转交、热情推荐，未曾与洛朗串通，拿“同一把锯子”批评福楼拜。但他完全赞同洛朗的建议，要求福楼拜把小说交给他们做主，作一些必不可少的删节。至于单行本，可以照福楼拜原意出版。

他的私人想法是，如果福楼拜不听劝，无异于自甘毁灭。这本好不容易出版的处女作，逃不过内容混乱的命运，仅凭文风不足以变得有吸引力。《包法利》将埋没在一堆字斟句酌却完全不必要的内容之下，以至于它的本质难以被看到。而杂志编辑的任务，就是将其剥离出来，此事不难。在迪康眼里，福楼拜就像一个坚持要在交响乐现场独奏电锯的音乐家，才华横溢，但不懂游戏规则。

迪康俩人准备找一个经验丰富、技艺娴熟的人，在他们的监督下完成删减工作。不会往原稿中增添一个字，只删减。福楼拜只要鼓起勇气，闭上眼，相信他们，或者至少相信他们的经验和关心，再从稿费中出一百法郎（后来单行本稿费的八分之一），便可以雇佣这个专家，发表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而不是一部未完成且臃肿的作品。迪康直言，“你现在可能在心里恨我，但请务必记住，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你的利益着想。”

福楼拜不但要挨刀，还得自己掏医药费。他并没有回信，只在这封信的封面留下一句“荒谬绝伦”，并打了下划线。我相信这也是许多现代读者的看法，这本书浑然天成，删无可删。

《巴黎杂志》始创于 1829 年。巴尔扎克也曾与杂志签约，每月为它写四十页，出版商总是不断抱怨他迟交稿、在校对阶段过量修改。现在迪康与洛朗成了《包法利》的编辑，要对福楼拜行过量修改之事。福楼拜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一些妥协、删减，结果没有完全满足编辑的要求。小说的出版延期，10 月 1 日起，才开始分六部分在杂志连载。

这个版本是福楼拜妥协后的产物。他同意了个别删改，作为交换，获准插入一些注释。比如 12 月 15 日那一期，人们可以读到福楼拜的解释：“一些我未曾估计到的考虑促使《巴黎杂志》在 12 月 1 日那一期中做了删节。在新一期里他们又有了新的顾虑，认为还需再删去几段。鉴于此，我拒绝对下文承担责任，由此也请读者只看一些片段而不是全文。”被删的，就是那段有名的马车戏。

尽管是删节版，《包法利》依然被人盯上。文学史上的著名诉讼即将发生。这年年底，12 月 31 日，欧洲人在准备新年，福楼拜在准备打官司。他一天寄出三封信。其中一封 信 写给朋友，说自己的小说被指控败坏风俗和宗教，此时他已经见过预审法官，而且很有可能前往轻罪法庭受诉讼。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借口，起诉方是想搞垮《巴黎杂志》，正好抓住自己进行敲打。但他相信《包法利》“整体上是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绝对没有宣扬通奸或反宗教，因为像所有优秀作家一样，福楼拜展现了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所以他恳请朋友尽其所能，比如给部长写信，助他摆脱麻烦，安心从事“小小的文学创作”。另外两封信同样也是求助。

他也写 信 给兄长，面对控告的危险，他请求阿希尔斡旋，让省长给内政部写信。他希望能让内政部知道，“福楼拜”在鲁昂是个大家族，在法国也有着深厚的根基，起诉他，尤其是指控他不道德，将会伤害很多人。他还指望上了已故父亲的名望，当局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

《包法利夫人》也开始被禁。康特勒是克鲁瓦塞附近的市镇，当地牧师禁止信徒阅读此书。这本有伤风化的书更吸引人了，各种读者趋之若鹜，已读、在读、想读的人络绎不绝。福楼拜虽不指望获得“公正”评价，但也乐于赢得同情和更多读者。

不过，这些挣扎都无济于事。福楼拜、洛朗，还有《巴黎杂志》的印刷商皮耶，三个人一起被移交到轻罪法庭。传讯预定在 1857 年 1 月 24 日，在起诉福楼拜的帝国诉讼人中，有个代理检察长，叫皮埃尔·埃内斯特·皮纳尔。一场大戏，就要开锣。

公诉人：阳具诗人皮纳尔

公诉人皮纳尔在 1857 年 1 月 29 日身着红袍，以违反公共道德及优良品行罪，也就是以淫秽为名，在巴黎法院第六轻罪法庭上起诉《包法利》，要求判处福楼拜两年监禁。龚古尔也上过这个法庭。

这个人通读《包法利》，理解也颇深，他曾感叹：“婚姻的陈词滥调和通奸的诗意！婚姻的正面是沃土，反面是陈词滥调，然而通奸的诗意却永存！诸位，这便是福楼拜先生乐于描绘的情景，不幸的是，他写得太好了。”

但他也说：“不守规矩的艺术不再是艺术；这本书就像一个完全脱掉衣服的女人。将公共礼仪的一条规矩强加于艺术，并不是在征服它，而是在尊重它。”

福楼拜说：“同一时刻，在法国 20 个村庄中我可怜的艾玛可能都在受苦和哭泣。”但公诉人不愿意承认包法利夫人的普遍性，他起诉福楼拜是个不称职的社会学家。

有伤风化的福楼拜，于上午十时出现在“第六轻罪法庭为骗子提供的长凳上”。皮纳尔在法庭列举书中段落，说太色情了，简直是罪大恶极。皮纳尔念的那些段落，今天看来，可以说隐晦又保守。

开庭之前，拉马丁曾与福楼拜见面，并允许福楼拜家族的律师朋友，朱尔·塞纳尔，把他的赞赏引入辩护书。塞纳尔当庭读了这封信：“人们蔑视您的著作所具有的特点，而且下令起诉，这已经令人遗憾，但是，为了我们国家和时代的荣誉，不可能找到一个法庭来审判您”。对一个文坛新人来说，这是一张保票，也是一种荣幸。

1 月 30 日，在给阿希尔的 信 中，福楼拜兴高采烈地讲述了诉讼的情况，还有律师的精彩辩护：“在整个辩护中，塞纳尔先生把我看作一个伟大的作家，我的书被作为杰作来对待。他已经读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他还出色利用了拉马丁的赞赏！”他很欣赏律师的某几句发言：“你们不仅应该宣布他无罪，还要向他道歉。”“啊！你们竟然来攻击福楼拜先生的次子！……检察官先生，没有人，甚至连您，也无权给他上道德课。”

福楼拜特别强调，他花了每小时六十法郎，雇了一位速记员逐字记录庭审内容。塞纳尔讲了四小时，花了福楼拜二百四十法郎，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公诉人在席间显得坐立不安，最终宣布不予回应。福楼拜和塞纳尔提出一个有力的观点，小说的道德倾向的好的，因为艾玛自作自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小说是导人向善的。这话法官爱听，但我们都知道，艾玛自杀，主要还是因为债台高筑，如果她节俭，又有钱，其实就可以自由通奸。

2 月 7 日，福楼拜被宣告无罪。我们都赞同这一决定。不过，《巴黎杂志》因为另一案件，在一年后被查封——我认为这无伤大雅。

总之，《包法利》获得一个“丑闻的胜利”。但诉讼也让福楼拜元气大伤，他在书信中抱怨：“这一切让我身心俱疲，连走一步路、捏一支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想回去，永远回到我的孤独和沉默中去；什么都不发表了；再也不被人提起。”众所周知，这些狠话他没守住。

4 月，《包法利》出单行本，继续引起争议。天主教报纸《宇宙报》对福楼拜无罪感到遗憾，并要求将圣伯夫逐出官方报纸《总汇通报》，因为他曾为这么一部“充斥下流话”的著作美言。这份报纸当时备受法国教士的青睐。

回到皮纳尔。同年 8 月，同样的罪名，同样在第六轻罪法庭，皮纳尔还带头状告波德莱尔那本经典诗集，对一百首诗歌中的十三首提出控告。其中一些被指责为亵渎宗教道德，另一些则是败坏社会风俗。最终其中七首被禁止。波德莱尔想援引圣伯夫的好评为自己辩护，但是圣伯夫拒绝了，因他此前为《包法利》写文辩护落了个从容伤风败俗的指责，还在谋求议员职位的他，不再愿意冒风险。

在两起官司了结几年后，皮纳尔享有恶名。结果有人发现，他匿名写了一本称颂男性阳具的诗集。真假不知。也许这是来自福楼拜或者波德莱尔读者们的恶意中伤。

据说从法语的角度说，“皮纳尔”这个词就是侮辱人的字眼。一战时期，它指大量供应给战士们的劣酒。那时还算士兵们的精神支柱，能让他们忘记自己迟早得接受伤亡的命运。法国大兵喝的爱国歌曲，加上一壶壶劣酒，安全区的赞颂，撑起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但后来逐渐变成劣质葡萄酒代名词。葡萄酒界的“皮纳尔”就是法语电影界的“娜娜”（nanar）。

证人：蜿蜒细流拉马丁

说到法庭上未出场的证人拉马丁，在第一部第六章，母亲去世，艾玛陷入感伤，拉马丁的名字成了形容词。李译注释说，他的诗作，如《孤独》《绝望》《回忆》《湖》《秋天》《将死的诗人》《祈祷》，足可说明下面这一段文字。

母亲死的头几天，她哭得十分伤心。她拿死者头发给自己编了一个纪念卡；她写了一封家信，满纸人生辛酸，要求日后把她也埋在母亲坟里。老头子以为她病了，赶去看她。灰暗人生的稀有理想，庸人永远达不到，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达到了这种境界，于是心满意足了。所以她由着自己滑入拉马丁的蜿蜒细流，谛听湖上的竖琴、天鹅死时的哀鸣、落叶的种种响声、升天的贞女和在溪谷布道的天父的声音。她感到腻烦，却又绝口否认，先靠习惯，后靠虚荣心，总算撑持下来；她最后觉得自己平静下来，心中没有忧愁，就像额头没有皱纹一样，不由得大吃一惊。（李译）

她的母亲死了，头几天她哭得十分伤心。她用死者的头发织成了一幅悼念的图画，写了一封信去贝尔托，信中充满了对人生的忧思哀怨，要求自己死后也葬在母亲的坟墓里。她的老父亲以为她病了，跑来看她。艾玛暗中得意，觉得自己居然一下就感到了人生的灰暗，而平凡的心灵却一辈子也难得进入这种理想的境界。于是她让自己随着拉马丁柔肠百转的诗句，顺流而下，听着湖上的竖琴，天鹅临终的绝唱，树叶落地的飒飒声，纯洁的贞女飘飘升天和永恒的天父在圣谷谆谆布道的声音。她感到腻味了，但又不肯承认，先是哀伤成了习惯，后是为了面子，就一直哀伤下去，但是到了最后，说也奇怪，她居然觉得自己恢复平静了，心里没有忧伤，就像额头没有皱纹一样。（许译）

拉马丁以诗著称，可以被归入天主教浪漫主义诗人。但也写过小说《格拉齐耶拉》，福楼拜读完此书，在 1852 年给科女士的 信 中，大骂拉马丁是伪君子，小说是一部平庸之作，把多好的故事糟蹋了。1853 年，科女士重读这部小说，又惹来一阵吐槽：何必花时间！“必须坚持饮源头的水，拉马丁却是个水龙头。”

此书讲一位年轻的法国男子，在前往那不勒斯王国的旅行中，爱上了普罗奇达一位渔民的孙女，她叫格拉齐耶拉。当男子回国时，恋人分开，她也很快死去。这本书多情感人，历史上也和《保尔和薇吉妮》《基督教真谛》齐名。大约也在 [[艾玛的书单]] 之列。

福楼拜看不上这些小说，自然也看不上拉马丁。私下里提他，就如同钟书先生提徐志摩。他对拉马丁雅洁的厌恶，正如对贝朗瑞庸俗的厌恶。“而且，诗人的价值由他们的赞美者看得出来；一切法国最低的才分，就诗的本能而言，三十年以来，晕倒在贝朗瑞的胸怀。他同拉马丁和他们所有的赞美者非常惹我生气。”

尽管如此，拉马丁仍对《包法利》推崇有加。1857 年 1 月 14 日，福楼拜写 信 给施夫人，说他收到许多文人的恭维，真假不知，这些评论家理应对自己友善，“毕竟，能和新瓶子一起打破旧坛子是件多么美妙的事啊！”但也有人说起拉马丁的高度赞美，使他大吃一惊，因为这本书全该令他生气。

在诉讼前，他特地和拉马丁见了一面，单独待了一个多小时。拉马丁把福楼拜夸得不得了，超出一切预期。后来福楼拜给兄长的信中，嘴上直说着不好意思，但他心里应该很受用。但他肯定，拉马丁熟知《包法利》，对其意图了然于心，完全理解作者的想法。他从未想到《致艾尔薇拉》的歌者会如此热衷于郝麦。

脱罪后，福楼拜跑去向拉马丁道谢。他们俩整整谈了一点钟。拉马丁继续把福楼拜夸得不得了。“那些恭维我的面谀的话，同你讲，我都觉得难为情；然而确实的是，他从心知道我的书，他明白我全书的所有的用意，他一直认到我的深处。”

这情面没维持多久。不久以后，拉马丁似乎又转变了态度。也许是认真阅读了《包法利》，或者被他人点透。胜诉后没几天，福楼拜写 信 说，拉马丁一面赞扬《包法利》的文学价值，一面却称其“愤世嫉俗”（Cynique）。他还拿福楼拜跟拜伦比。福楼拜显然失望，“我倒宁愿他少来一些夸张的溢美之词，同时少来一些含糊其辞”。拉马丁一开始毫不犹豫地向福楼拜表达了祝贺，但在关键时刻却弃他而去。总之，福楼拜觉得自己没有作为绅士被对待。拉马丁明确违背了对他的承诺。然而，双方依然保持友好的关系。

但到了 1853 年，福楼拜读了勒孔特的诗（郝麦书架上也有他的书），又听说拉马丁快不行了。他写 信 给科女士，说自己并不为拉马丁感到惋惜，他所有作品都比不过《蛮族诗集》。

同年他读了拉马丁的《复辟史》，其中关于滑铁卢战役的部分，“没有一点感动、没有一点崇高、没有一点生动的画面感。”平庸的拉马丁并不理解理解拿破仑衰败的壮丽，那种巨人对压垮他的侏儒们发出的愤怒。福楼拜认为连大仲马写起来都要比他更壮丽，更不公正、更具冒犯性的夏多布里昂也远胜于他。

在他口中，比拉马丁强的人数不胜数。此时，他已对这个“投靠平庸者并热爱平庸的男人”不再有半点好感。这个把弗朗索瓦·芬乃伦与荷马相提并论、不喜欢拉封丹诗句的人，作为文学家早已被定了性。他的作品，哪怕是残存的片段，也不足以凑成半本书。“他是一个精神上的阉人，缺乏阳刚之气，从未创造过什么有力的东西，只有些清汤寡水罢了。”

这种评价也许和布耶的遭遇有关。布耶曾经把一首诗寄给拉马丁，大约在同一时间，布耶的一个学生也给这位所谓的大人物寄了一首“糟糕透顶”的诗，那是一首“充满韵律错误、愚蠢不堪的诗”，却专门用来歌颂这位“伟人”。结果，拉马丁热情回复一个写烂诗拍马屁的学生，而对布耶一句话没有回应。这事，福楼拜大概记了一辈子。

而且，在福楼拜眼中，拉马丁不仅是个毫无韵律的作家，也是个毫无魄力的政治家。拉马丁不仅带来那些苍白无力的、肺病式的抒情诗烦恼，要为拿破仑三世复辟上台负责。所以在主讲 1848 年二月革命的《情感教育》里，拉马丁又变成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容词。这一次，它嘲讽的不再是少女的滥情，而是一整个时代的空洞与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