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二：荒谬绝伦媒体人
从 [[迪康回忆录#1849 北非近东之旅|“北非近东之旅”]] 归来后，福楼拜与迪康分道扬镳，一个开始写《包法利夫人》，成大作家，另一个入股《巴黎杂志》，做媒体人，特地邀请福楼拜和布耶为他写稿。
《巴黎杂志》是《两世界杂志》的对手，始创于 1829 年，曾停刊又复刊，是 50 年代的新码头。法国正值《幻灭》的时代，记者用香槟受洗，媒体一往无前，报业成为文人与野心家的新战场。除了迪康，戈蒂耶也在某报入职。很多年后，福楼拜写信说，“新闻媒体是一所用来把人变成畜生的学校，因为它让人不必思考。”
迪康热衷于公共事务，福楼拜心里瞧不上这位朋友，但人情还在。迪康不忘友谊，借力杂志，发表了布耶关于古罗马的三千行诗歌，让福楼拜很是欣慰。因此，《包法利夫人》完成后，福楼拜应允迪康的请求，同意在他的杂志连载。
迪康把小说转交莱昂·洛朗 - 皮沙，杂志的社长兼总经理。洛朗皮沙读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迪康写 信 给福楼拜转述。他特别声明，自己只是转交、热情推荐，未曾与洛朗皮沙串通，拿“同一把锯子”批评福楼拜。但他完全赞同洛朗皮沙的建议，要求把小说交给他们，由编辑做主，作一些必不可少的删节。至于单行本，可以照福楼拜原意出版。
他的私人想法是，如果福楼拜不听劝，无异于自甘毁灭。这本好不容易出版的出道作，逃不过内容混乱的命运，仅凭文风，也不足以变得吸引人。《包法利》将埋没在一堆字斟句酌却完全不必要的内容之下，以至于它的本质难以被看到（他看不懂 [[福楼拜的新散文#虚无的细节|“虚无的细节”]]）。而编辑的任务，就是将本质剥离出来。此事不难。
迪康俩人准备找一个经验丰富、技艺娴熟之人，在监督下完成删减工作。不往原稿中增添一字，只删减。福楼拜仅需鼓起勇气，闭上眼，相信他们，或者至少相信他们的经验和关心，再从稿费中出一百法郎（后来单行本稿费的八分之一），便可雇佣这个专家，发表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而不是一部未完成且臃肿的作品。迪康直言，“你现在可能在心里恨我，但请务必记住，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你的利益着想。”
福楼拜没有回信。不但要挨刀，还得自己掏医药费。想到此处，他只在信的封面留下一句“荒谬绝伦”，并打了下划线。我相信这也是许多现代读者的看法。难道不是吗？这本书浑然天成，删无可删。
巴尔扎克曾是《巴黎杂志》的主力，每月为它写四十页，出版商总是不断抱怨他迟交稿、在校对阶段过量修改。现在迪康与洛朗皮沙成了《包法利》的编辑，也要对福楼拜行过量修改之事。福楼拜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一些妥协、删减——还不是看在布耶的面子上！——结果没有完全满足编辑的要求。小说出版延期，1856 年 10 月 1 日起，才开始分六部分在杂志连载。
连载版是福楼拜妥协后的产物。他同意了个别删改，作为交换，获准插入一些注释。比如 12 月 15 日最后那一期，人们可以读到福楼拜的解释：“出于一些我不予置评的考量，《巴黎杂志》被迫在 12 月 1 日的期刊中进行了删节。由于在该期（即 15 日一期）中，该报社的顾虑再次出现，他们认为应当再次删去若干段落。因此，我在此声明，对以下文字不承担任何责任；请读者仅将其视为一些残缺的片段，而非一个完整的整体。”12 月 1 日被按住不发的，是那段有名的马车戏；12 月 15 日被删的，是艾玛死前的场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康不懂新文学，但对于第二帝国法律、审查的理解颇深。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起政变，解散议会，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公投结果，共和国名存实亡。一年后，拿破仑三世复辟，成立第二帝国。马克思分析说，法国回到了“最古老的形式，回到剑与圣器的无耻和粗暴统治”。
而《包法利》对于军队、警察和天主教教会的专制政权而言，实在是过分了。所以迪康的心态似乎是：我花了钱，买了码头，请你来坐头等舱，你可不要在甲板上拉电锯，这会把我的船搞沉。因此，尽管是删节版，《包法利》依然被人盯上。
文学史上的著名诉讼即将发生。这年年底，12 月 31 日，欧洲人在准备新年，福楼拜在准备打官司。他一天寄出三封信。
其中一封 信 写给朋友，说自己的小说被指控败坏风俗和宗教，此时他已经见过预审法官，而且很有可能前往轻罪法庭受诉讼。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借口，起诉方是想搞垮《巴黎杂志》，正好抓住自己进行敲打。
他相信《包法利》“整体上是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绝对没有宣扬通奸或反宗教，因为像所有优秀作家一样，福楼拜展现了不道德行为的惩罚。他落入中国古代文人的境地，写了色情小说，无论是不是为宣淫，都必须说自己是警世醒人。
信中，他恳请朋友尽其所能，比如给部长写信，助他摆脱麻烦，安心从事“小小的文学创作”。另两封信也是类似的求助。
他也写 信 给兄长，面对控告的危险，他请求阿希尔斡旋，让省长给内政部写信。他希望能让内政部知道，福楼拜在鲁昂是个大家族，在法国也有着深厚的根基，起诉他，尤其是指控他不道德，将会伤害很多人。他还指望上了已故父亲的名望，当局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
康特勒是克鲁瓦塞附近的市镇，当地牧师禁止信徒阅读此书。这本有伤风化的书更吸引人了，各种读者趋之若鹜，已读、在读、想读的人络绎不绝。结果很喜人，小说人手一本。福楼拜虽不指望获得公正评价，但也乐于赢得同情和更多读者。
不过，这些挣扎都无济于事。从犯福楼拜、第一被告洛朗皮沙，还有另一位从犯，《巴黎杂志》的印刷商，三个人一起被移交到轻罪法庭。传讯预定在 1857 年 1 月 24 日，在起诉福楼拜的帝国诉讼人中，有个代理检察长，叫皮埃尔·埃内斯特·皮纳尔。一场大戏，就要开锣。
公诉人：阳具诗人皮纳尔
第二帝国公诉人皮纳尔在 1857 年 1 月 29 日身着红袍，以“亵渎公共道德与宗教”，换言之，伤风败俗，尤其是以淫秽为名，在巴黎法院第六轻罪法庭上起诉《包法利》。这个法庭好多人来过，比如龚古尔、波德莱尔。
皮纳尔通读《包法利》，理解也颇深，他就着第三部第六章感叹：“婚姻的平淡无奇，通奸的诗意！一会儿是婚姻的泥淖，一会儿是婚姻的平淡无奇，但永远是通奸的诗意。诸位，这就是福楼拜先生喜爱描绘的情境，不幸的是，他画得实在太好了。”
但他也说：“失去规则的艺术便不再是艺术，它就像一个褪去所有衣衫的女人。将公序良俗作为艺术唯一的规则，并不是要奴役艺术，而是要赋予其尊严。只有在规则中，事物才能得以壮大。”
“失去规则”的福楼拜，于上午十时出现在“第六轻罪法庭为骗子提供的长凳上”，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威胁。皮纳尔把小说叫做《一个外省女人的通奸史》，当庭列举书中多个段落，如骑马入林戏等，说太色情了，简直罪大恶极。他念的那些段落，今天看来，可以说隐晦又保守。
好在开庭之前，福楼拜曾拜访了法兰西纯洁的金字塔，拉马丁。拉马丁说他追更了《包法利》每一期连载，还能背诵整页内容，证明福楼拜给了他“二十年来读过最好的作品。”
福楼拜问拉马丁，我被起诉了，这对吗？拉马丁回答：“我自认一生都在作品和为人中深刻理解什么是公共道德与宗教；我亲爱的孩子，在法国，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法庭会判你有罪。竟然有人误解你作品的性质并提起公诉，这已经非常令人遗憾了。但为了我们国家和时代的荣誉，绝不可能有法庭判你处有罪”。他允许福楼拜家族的律师朋友，朱尔·塞纳尔，把他的赞赏引入辩护书。对一个文坛新人来说，这是一张保票，也是一种荣幸。
塞纳尔还专门念了被迪康等人删去的马车戏，说明，这几段写得很好。人们觉得淫秽，是因为看不见的部分，也就是被删减的部分，显得极其古怪，让人产生了很多联想。他还直言批评《巴黎杂志》，你们剪刀下得太迟了，早该在他们上车前就剪断；上车后再剪，已经毫无意义了。杂志的删减，成了诉讼的根源。
1 月 30 日，在给阿希尔的 信 中，福楼拜兴高采烈地讲述了诉讼的情况，还有律师的精彩辩护：“塞纳尔先生把我看作一个伟大的作家，我的书被作为杰作来对待。他已经读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他还出色利用了拉马丁的赞赏！”他很欣赏律师的某几句发言：“你们不仅应该宣布他无罪，还要向他道歉。”“啊！你们竟然来攻击福楼拜先生的次子！……检察官先生，没有人，甚至连您，也无权给他上道德课。
福楼拜特别强调，他花了每小时六十法郎，雇了一位速记员逐字记录庭审内容。塞纳尔讲了四小时，花了二百四十法郎（再算一遍，是《包法利》稿费的十分之三），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公诉人在席间显得坐立不安，最终宣布不予回应。
福楼拜和塞纳尔提出一个有力的观点，小说的道德倾向是好的，因为艾玛自作自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故事导人向善，正派，有教育意义。这话法官爱听，在场的先生表面上都爱听。但我们知道，艾玛自杀，主要还是因为债台高筑，如果她节俭，又有钱，其实就可以更自由地通奸。
而皮纳尔提前猜到了他们的论点，故而精准地指出，没有一个角色是平衡作用，用于表明艾玛是错的。要知道，这样的人物在简奥斯丁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很容易找到。
我主张，从哲学角度来看，《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绝非一部道德之作。毫无疑问，包法利夫人最后是服毒自尽的；她确实受了很多苦，这不假；但她在自己选定的时日死去，她的死并非因为她犯了通奸罪，而是因为她一心求死。她死时依然保有青春与美貌的光彩；她在先后拥有两个情人后死去，留下一个深爱她、崇拜她的丈夫——这个丈夫日后会发现罗多尔夫的画像，会发现她与莱昂的信件，会读到一个两度通奸的女人的书信，而在这一切之后，他甚至会在她入土之后更加爱她。
书中谁能谴责这个女人吗？没有。这就是结论。书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色能够谴责她。如果你们能在书中找到一个贤明的人物，如果你们能找到一条足以让通奸行为受到道德谴责的原则，那便是我错了。因此，如果整部书中没有一个角色能让她低头认罪，如果没有一个观点、没有一行文字能让通奸行为蒙羞，那么我就是对的——这部小说是不道德的！
皮纳尔不愿意承认包法利夫人的普遍性，他起诉福楼拜是个不称职的社会学家。而福楼拜说：“同一时刻，在法国 20 个村庄中我可怜的艾玛可能都在受苦和哭泣。”
《鹦鹉》里说，《包法利》第一版，说婚姻是平淡无奇的那一句，原本是艾玛“又在通奸中发现‘她’婚姻的平淡无奇了”。这场官司五年后的 1862 年，福楼拜打算删掉“她”，扩大打击面。布耶建议他谨慎行事，因为官司刚过，而“你这是在抨击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所以，这个物主代词在 1862 年、1869 年两个版本均得以保留。但 1873 年的沙尔庞捷版里，还是删除了“她”，于是这个更有普遍性、更广义的控诉成为正式说法。在这个版本，甚至还收录了皮纳尔、塞纳尔的庭审记录。在这场庭审中，公诉人和律师双方都大段引用、朗诵小说原文，很多年以后，纳博科夫写讲稿，也是一个思路。 ^02ca9a
2 月 7 日，福楼拜被宣告无罪，非利士人们败诉。次日《法庭公报》登判决书。我们都赞同这一决定。波德莱尔高兴地发文：“诉讼的胜利已献给缪斯，所有作家和所有还算不上作家的人，都与福楼拜先生一起被宣告无罪。”遗憾的是，《巴黎杂志》因为另一案件，在一年后被查封。但我认为这无伤大雅。
总之，《包法利》获得一个“丑闻的胜利”。但诉讼也让福楼拜元气大伤，他在书信中抱怨：“这一切让我身心俱疲，连走一步路、捏一支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想回去，永远回到我的孤独和沉默中去；什么都不发表了；再也不被人提起。”众所周知，这些狠话他没守住。
4 月，《包法利》出单行本，继续引起争议。天主教报纸《宇宙报》对福楼拜无罪感到遗憾，并要求将大批评家圣伯夫逐出官方报纸《总汇通报》，因为他曾为这么一部“充斥下流话”的著作美言。这份报纸当时备受法国教士的青睐。
回到皮纳尔。同年 8 月，同样的罪名，同样在第六轻罪法庭，皮纳尔还带头状告与《包法利》同一年出版的《恶之花》（啊！一八五七），对一百首诗歌中的十三首提出控告。其中一些被指责为亵渎宗教道德，另一些则是败坏社会风俗，简单来说，不是吸血鬼，就是女同性恋。最终，其中七首被禁止。波德莱尔被宣告无罪，但还是输了一阵，罚了三百法郎。这个判决可以说是法国之耻了。
他本想援引圣伯夫的好评为自己辩护，但是被拒绝了。圣伯夫此前落了指责，保守人士批评他，说他纵容伤风败俗。因他还在谋求议员职位，不再愿意冒风险。这个人本来也是拿破仑三世政权的支持者，他说自己不是波拿巴分子，但出于理性，认同票选选出来的政府，也需要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他的职业生涯因此获益。
在两起官司了结几年后，皮纳尔享有恶名。结果有人发现，他匿名写了一本称颂男性阳具的诗集。真假不知。也许这是来自福楼拜或者波德莱尔读者们的恶意中伤。
许多年后，“皮纳尔”这个词被用来侮辱人。一战时期，它指大量供应给战士们的劣酒。后来又逐渐变成劣质葡萄酒代名词。葡萄酒界的“皮纳尔”就是法语电影界的“娜娜”（nanar）。这在词源上与福楼拜没有关系，但是一种很好的文学复仇。
证人：蜿蜒细流拉马丁
说到法庭上未出场的证人兼圣人拉马丁，在福楼拜的作品和书简里却是另一副面孔。在第一部第六章部分，艾玛婚后，母亲去世，艾玛陷入感伤，拉马丁的名字成了形容词。健吾先生注释说，他的诗作，如《孤独》《绝望》《回忆》《湖》《秋天》《将死的诗人》《祈祷》，足可说明下面这一段文字。
母亲死的头几天，她哭得十分伤心。她拿死者头发给自己编了一个纪念卡；她写了一封家信，满纸人生辛酸，要求日后把她也埋在母亲坟里。老头子以为她病了，赶去看她。灰暗人生的稀有理想，庸人永远达不到，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达到了这种境界，于是心满意足了。所以她由着自己滑入拉马丁的蜿蜒细流，谛听湖上的竖琴、天鹅死时的哀鸣、落叶的种种响声、升天的贞女和在溪谷布道的天父的声音。她感到腻烦，却又绝口否认，先靠习惯，后靠虚荣心，总算撑持下来；她最后觉得自己平静下来，心中没有忧愁，就像额头没有皱纹一样，不由得大吃一惊。
拉马丁带有浓厚的老牌贵族和天主教色彩，是个浪漫主义诗人，但也写过小说《格拉齐耶拉》，此书讲一位年轻的法国男子，在前往那不勒斯王国的旅行中，爱上了普罗奇达一位渔民的孙女，她叫格拉齐耶拉。当男子回国时，恋人分开，她也很快死去。这本书代表“流泪的十九世纪前半叶”，历史上和《保尔和薇吉妮》《基督教真谛》一个路数。大约也在 [[艾玛的书单]] 之列。
福楼拜读完此书，在 1852 年 4 月给科女士的 信 中，大骂拉马丁写爱情，光写“美”不写性，是伪君子。
我们来聊聊《格拉齐耶拉》吧。——好吧，这是一部平庸的作品，尽管它是拉马丁用散文写出的最好的东西了。里面有些漂亮的细节：老渔夫仰面躺着，燕子掠过他的太阳穴；格拉齐耶拉把护身符系在床头，或是加工珊瑚。还有两三个关于自然的美妙比喻，比如间歇闪烁的雷电像是在眨眼：差不多也就这些了。——首先，说白了，他到底睡没睡她？这些人不是人类，而是人体模型。——那种主要情节被重重神秘包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爱情故事真是“美”啊！性结合被系统性地驱逐到阴影里，就像喝水、吃饭、撒尿一样！这种刻意的回避让我恼火。瞧瞧这伙计，整天和一个爱他也被他爱的女人腻在一起，居然从未有过欲望？没有一丝不洁的云彩来遮蔽这片淡蓝色的湖泊！噢，虚伪的家伙！如果他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那该有多美！但真相需要的雄性，得比拉马丁先生更有种、更“多毛”才行。 ——画一个天使确实比画一个女人容易，因为翅膀可以遮住背上的罗锅。
又说他享受那不勒斯的女人，却把诗意的她们写得虚假。
还有一件事：他是在极度绝望中游览了庞贝和维苏威火山等等，顺便说一句，这可真是种聪明的自我教育方式；但他在那儿没有流露出一丝真情，而我们在开头却读到了对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颂扬，那是件冰冷且浮夸的作品，但由于那是“规矩”，是某种“陈词滥调”，所以必须赞美。这本书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动你的五脏六腑。他本来可以用那个被鄙视的表兄切科让人落泪，但他没有。结尾也毫无那种撕心裂肺的决裂感！还有，那种刻意拔高淳朴（贫困阶级等）而贬低富裕阶层的光鲜，以及所谓大城市的无聊……但那不勒斯一点也不无聊。——那里有迷人的娘们儿，而且不贵。拉马丁先生本人就是头一个享受这些的人，而那些女人在托莱多大街上和在海边一样充满诗意。但不，他非得写些约定俗成的、虚假的东西。因为他得让阔太太们读他的书。啊，谎言！谎言！你真蠢！
归根结底，拉马丁完全把一本好故事浪费了，也完全不如《老实人》。
本来可以用这个故事写出一本好书的，只要向我们展示出那些无疑发生过的事实：一个在那不勒斯的年轻人，偶然间在他那些花天酒地的消遣中，睡了一个渔夫的女儿，然后把她打发走了；而她呢，并没有死掉，而是自我宽慰——这才是更寻常、也更苦涩的真相。（对我来说，《老实人》的结尾正是这种一流天才的雄辩证明。在那平静得如生活般平庸的结局中，留下了雄狮的爪印。）——但这需要一种拉马丁所不具备的独立人格，以及那种对生活的“医学视角”，那种终于望向真相的视野，而这才是达到巨大情感冲击力的唯一途径。说到情感，最后再说一句：在结尾那首诗之前，他还不忘特意告诉我们，说他是屏息凝神、一边流泪一边写完的。多么漂亮的诗歌套路啊！
是的，我重申一遍，这题材本来是可以写成一本好书的。
1853 年，科女士重读《格拉齐耶拉》，还惹来一阵吐槽：何必花时间！“必须坚持饮源头的水，拉马丁却是个水龙头。” ^03ad08
福楼拜私下里提拉马丁，就如同钟书先生提徐志摩。他对拉马丁雅洁的厌恶，正如对贝朗瑞庸俗的厌恶。“而且，诗人的价值由他们的赞美者看得出来；一切法国最低的才分，就诗的本能而言，三十年以来，晕倒在贝朗瑞的胸怀。他同拉马丁和他们所有的赞美者非常惹我生气。”
到 1853 年，福楼拜读了勒孔特的诗（郝麦书架上也有他的书），又听说拉马丁深陷债务危机，快完蛋了。他写 信 给科女士，说自己一点也不为拉马丁感到惋惜，他所有作品都比不过《蛮族诗集》。
这种评价也许和布耶的遭遇有关。布耶曾把《梅莱尼斯》寄给拉马丁，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布耶的一个学生也给他寄了首诗。据福楼拜所知，那诗写得烂透了，愚蠢至极，到处是格律错误，但通篇都在吹捧这位“所谓的伟人”。结果呢，拉马丁给那个小孩回了一封措辞华丽的信，对布耶却连一个字都没放。
再者，福楼拜认为，一个把芬乃伦与荷马相提并论、不喜欢拉封丹诗句的人，作为文人已经定性了。拉马丁的作品“将来恐怕连凑成半本诗选集都不够。他就是一个精神上的阉人，缺了那两颗蛋，他这辈子尿出来的从来都只是些清汤寡水”。
同年他读了拉马丁的《复辟史》，其中关于滑铁卢战役的部分，“没有一点感动、没有一点崇高、没有一点生动的画面感。”平庸的拉马丁并不理解理解拿破仑衰败的壮丽，那种巨人对压垮他的侏儒们发出的愤怒。福楼拜认为连大仲马写起来都要比他更壮丽，更不公正、更具冒犯性的夏多布里昂也远胜于他。
神秘的是，尽管如此，拉马丁仍对《包法利》推崇有加。1857 年 1 月 14 日，福楼拜写 信 给施夫人，说他收到许多文人的恭维，真假不知，这些评论家理应对自己友善，“毕竟，能和新瓶子一起打破旧坛子是件多么美妙的事啊！”但也有人说起拉马丁的高度赞美，使他大吃一惊，因为这本书全该令他生气。
在诉讼前，他特地和拉马丁见了一面，单独待了一个多小时。拉马丁把福楼拜夸得不得了，超出一切预期。后来福楼拜给兄长的信中，嘴上直说着不好意思，但他心里应该很受用。但他肯定，拉马丁熟知《包法利》，对其意图了然于心，完全理解作者的想法。他从未想到《致艾尔薇拉》的歌者会如此热衷于郝麦。
脱罪后，福楼拜跑去向拉马丁道谢。他们俩整整谈了一点钟。拉马丁继续把福楼拜夸得不得了。“那些恭维我的面谀的话，同你讲，我都觉得难为情；然而确实的是，他从心知道我的书，他明白我全书的所有的用意，他一直认到我的深处。”
这情面没维持多久。不久以后，拉马丁似乎又转变了态度。也许是认真阅读了《包法利》，或者被他人点透。
胜诉后没几天，福楼拜写 信 说，拉马丁一面赞扬《包法利》的文学价值，一面却称其“愤世嫉俗”（Cynique）。他还拿福楼拜跟拜伦比。福楼拜显然失望，“我倒宁愿他少来一些夸张的溢美之词，同时少来一些含糊其辞”。拉马丁一开始毫不犹豫地向福楼拜表达了祝贺，但在关键时刻却弃他而去。总之，福楼拜觉得自己没有作为绅士被对待。拉马丁明确违背了对他的承诺。
在福楼拜眼中，拉马丁不仅是个毫无节奏感的作家，还是个毫无魄力的政治家。他们所处的年代，法国风云变幻。“正是因为他，我们才不得不忍受那些患了肺病般的、泛着忧郁蓝光的抒情调子；也正是得‘感谢’他，我们才迎来了帝国：这是一个投靠平庸之辈并热爱平庸的男人。”
拉马丁是要为拿破仑三世复辟上台负责。这个活动家早期倾向于保皇党，因为 1830 年七月革命改变思想，进入众议院后，他宣称自己坐在“天花板”上，独立无派。他用《吉伦特派史》歌颂革命的浪漫，用笔和口才推动历史轮盘，但掌控不了转盘的速度。
所以在主讲 1848 年二月革命的《情感教育》里，拉马丁的名字也反复出现，他上台、演说，夸张地承诺，牵头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外交部长，保住三色旗，然后又下台，成了时代的注脚。我也以为，这样的人根本比不上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