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今年北影节有《红猪》，来说点什么，祝福自己抢到票。那从哪儿说起呢？我注意到许多人都很纠结，为什么主角非得是一头猪，他又为什么非得变成猪不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宫先生都没有给出强有力的、明确的答案，仿佛犯了讲故事的忌讳。剖析创作者心理不是我的喜好，但我可以给出一部分线索，交由各位心理学家判断。

所以第一个问题，主角为什么非得是一头猪。这你得问《[[宫崎骏]] の雑想ノート》，一个满是战舰、飞机、坦克的军事题材连载漫画集。猪在天上飞的故事，取自其中某个短篇。这部电影最早是与日本航空合作的项目，宫先生想必产生了联想。

那么主角之所以为猪，首先就得考虑到，这一漫画集里的军人基本上都是拟人化的动物：英国人是狗，美国人是大猩猩，德国人、苏联人都是猪，日本人、中国人、欧美国家的普通人才是人类。而这其中，英国人是狗，又是有据可循的。大致在漫画连载同期，宫先生担任了日意合作动画《名侦探福尔摩斯》的导演，那里面的英国人都是狗，这是意方要求，宫先生也莫名其妙。但他把这种动物拟人的创作手法，延续到了漫画里，甚至还把当时意方合作公司某制作人的名字，“Marco Pagot”，原原本本赋予给红猪。

因此红猪是猪，有这样一个创作背景。当然，侦探、犯人都是动物，和战争故事里的军人都是动物，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况且后者还是猪、狗、大猩猩这类形象，但那就属于解读的范畴了。我唯一可以肯定，很多时候动物拟人是为了孩子，但《红猪》的情况不是，这是一部愚蠢的电影，一部更高级的 [[爱在世界潮流前#北非谍影|《卡萨布兰卡》]] 。

第二个问题，主角为什么非得变成一头猪不可。当年铃木敏郎自作聪明，给电影写的广告文案是“自愿被施以魔法变成猪的男人”，想让观众产生兴趣，结果给高畑当面说了一通：电影里哪有这种东西？这样宣传真的好吗？尽管宫先生在创作中什么也没说，但还是让铃木隐隐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他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觉得这样说未尝不可。

在电影里，红猪宁可变成猪，也不愿意当个法西斯，是他的原话，「ファシストになるより豚のほうがマシさ」。换言之，他拒绝成为法西斯——所以选择变成猪。这是观众的理解。

首先这是一种魔法，或者说诅咒，至于诅咒为什么能成立，这问题有点无聊，人类既然能变成甲虫、老虎，为什么不能变成猪？关键还是在于，为什么非得变成猪。线索，我们需要更多线索。铃木实际上问过宫先生这个问题，他起初没法解释，还发了火，说日本电影就是因为总想搞清前因后果才那么无聊，“只有结果有何不可！”。直到应了铃木的强烈要求，在故事中加入了那位美丽的夫人，才又说，也许这个角色知道。由此能够确认的一点是，拒绝法西斯，并非红猪变成猪的唯一理由，更多理由得从吉娜的角度看。

吉娜与红猪的过去一样，都是后来动画新增的内容，她了解红猪，并且又知道他变成猪的理由，这意味着红猪身上的某些东西，只有她才能看得分明。从外人的视角看红猪，我会想到他的那句名言，「飛ばない豚は、ただの豚だ」，意思是，飞不了的猪，不过是普通的猪罢了。

吉娜对此的评价是「バカ」，“蠢猪！”。红猪也没想变成普通的猪，但只有飞起来，他才能摆脱普通，才能是一个反法西斯硬汉、一个海明威、一个穿风衣的鲍嘉。好人都死光了，“阵亡的总是那些善良、温和的士兵”。

但硬汉的问题都在于单调。我不知宫先生是不是从美国电影或者海明威身上学来的这套道德准则。但这类有道德的硬汉，越是硬气，就越“蠢”，越有软弱的一面，我愿称之为「ただの豚」的一面。

这一面吉娜看得最清楚，所以她知道答案：那些人体内的海明威，构成了红猪非得变成猪的理由。顺着吉娜的目光看去，红猪不光是拒绝了法西斯、拒绝了爱国债券、拒绝了祖国与法律，他还拒绝了许多东西。也许是为了自我惩罚，也许是逃避，也许是厌倦，也许是在刻意保持距离，总归是一些拍给飞机上疲劳中年人看的玩意儿，一些中年硬汉常有的玩意儿。究竟是什么，解读的空间还是交给大家。我还年轻，我已经开始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