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年 7 月 19 日，星期日，卡夫卡睡觉、醒来、睡觉、醒来，过着一种“可怜的生活”。如往常一样，他在日记中进行写作训练。其中一个主题是“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他就这个主题改写了三遍段落。

在第一版中，他被教育损害，于是渴望在群山的废墟上接受教育，像野外的常春藤一样生长，口吻是抽象的。大概意思，是他想摆脱曾经的教育，寻求某种自由放养般的状态。

我要是思考这些的话，那么，我必须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是呀，我并不是在远离的地方，或许是群山的废墟上受教育的呀，对此，我也许确实不能提出什么谴责来。危险的是，我过去的所有老师都不可能理解这一点，我也许愿意，而且最喜欢作那个小小的废墟的居民，被太阳烧焦，这个太阳那时也许在瓦砾之间从各个方面照在我温和的常春藤上，即使我一开始在我良好本性的压力下也许是孱弱的，这种性格可能以野草的力量在我身上猛长。

到了第二版，他的目光转向更具体的人际环境，认为自己对教育的谴责涉及不少亲朋好友，就连慢慢行走的过路行人也都在损害他。他也已经听过太多针对谴责的回答、反驳，这些反驳同样伤害了他。

我要是思考这些的话，那么，我必须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这谴责涉及着不少人，如我的双亲、一些亲戚、我们家中的一些来客、形形色色的作家、一位专门指定的整年送我去学校的厨娘、一群教师（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必须要把他们紧紧地拉在一起，不然的话我会有时候忘记其中的一位，正因为我将他们捆扎得这样紧，这整个一群又有些部分离散了）、一位学校的督察、慢慢行走的过路行人。简而言之，这个谴责像一把匕首迂回地穿刺着社会，而且没有人，我重复一遍，遗憾没有人肯定，这匕首的尖端会不突然地在前面、后面或旁边出现。我不想听对这个谴责的回答，因为我已经听到过太多的回答，而且因为我在这些绝大部分的回答中也遭到了反驳，我将这些回答一并牵扯到我的谴责中，而且我马上声明，我的教育和这些反驳在颇多的方面狠狠地伤害了我。

第三版是对前两版的融合。他明确指出，自己的谴责“是对着一群人的”。这些人是如此之多，他们的反驳也在诸多方面大大地伤害了他。因为“双亲和他们的一伙”受到他的教育谴责，感到无望，就把谴责轻松撇开，还发出微笑。这让他再度渴望做一个小小的废墟居民，自由地生长。

我常常考虑这些事情，尔后我总得说，我的教育在诸多方面大大地损害了我。这谴责是对着一群人的，自然，他们在这里是站在一起的，就像在旧的群像中一样。他们不知道相互干些什么，他们连垂下眼皮也想不起来，而且也不敢在希望面前发出微笑。这里有我的双亲、一些亲戚、一些教师、一位专门指定的厨娘、一些来自舞蹈课的姑娘、一些过去来我们家的客人、一些作家、一位游泳教练、一位剧场的引座员、一位学校的督察，还有一些我在街道上只碰到过一次的人，以及其他一些我已无法再回忆起来的人，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我根本就没在意过他们的说教，不管怎么说，当时我就总是心不在焉。总之，这些人是如此之多，使我不得不注意，不要把一个人说上两次。我对他们所有的人说出了我的谴责，以此将他们互相公之于众，但却不容忍反驳。因为我确实已经忍受够了那些反驳，而且因为我在这些绝大多数的反驳中遭到反驳，我不能有别的选择，只好也把这些反驳纳入我的谴责，并且声明，除了我的教育外，这些反驳在诸多方面也大大地伤害了我。

有人大概希望我在一个什么比较远的地方受教育？不，我就是在烦嚣的城市中受的教育。比如说，不是在山里的废墟中或者在海边。我的双亲和他们的一伙直到现在还受到我的谴责，而且感到无望了。如今，他们将这谴责轻松地推置一边，而且发出微笑，因为我从他们那里抽走了我的手抵住了我的额头。我在想：“我要是废墟中的小民该多好啊，静静地谛听寒鸦的鸣叫，任头上飞过它们的影子，月亮下的寒意，即使我在我良好的性格的压力下一开始就有那么一点儿孱弱，这个性格肯定随着野草的力量在我身上成长，被那个在废石堆之间从四面八方照在我这常春藤架子上的太阳烧焦了。”

这几段练笔还有些令人费解。一年后的 8 月 15 日，他在日记中更加直白地指出，他感到自己的教育被耽搁了：“我现在以 28 岁的年龄追补我的教育，在一种赛跑中，人们会称这为迟到的起点。”

众所周知，卡夫卡和自己的父亲关系不佳，家庭教育也是一塌糊涂；他硬着头皮读完法学专业，在作品中描绘了许多不学无术的大学生。从他的“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也可以看见，其中有一篇小文，解释了学校和家庭教育究竟是耽搁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又是如何损害了人的独特性。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就我所知，人们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在努力消除人的独特性。这样会减轻教育工作的负担，但也会减轻孩子们生活的分量。当然在这之前，孩子们还得被迫经历痛苦，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晚上正在读一篇扣人心弦的小说时，一种单单针对他的训诫不可能使他明白他必须中断读书去睡觉的道理。假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说，时间太晚了，眼睛会看坏的，明天早晨会睡过头，很晚也起不来的，这个蠢故事是不值得这么读的。这样我虽然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我之所以不表示反对，也仅仅是因为这一切训诫连值得考虑的边儿都没有达到。因为一切都是无限的，或者是不确定的，所以也等于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因此不存在太晚的何题；我的视力是无限的，因此不会看坏；甚至夜也是无限的，因此不必担心早上起床的问题；而我对书不是根据蠢或者聪明来区分的，而是根据它是不是吸引我，而这一本是吸引我的。当然我那时不会这么说，结果是：我讨厌去请求允许我继续读下去，而决定在不允许的情况下我行我素。这是我的独特性。人们用关掉煤气灯而让我待在黑暗中的举动压制了我的独特性；人们解释说：大家都睡了，所以你也必须睡觉去。看到这情况，我不得不相信他们，尽管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谁都不像孩子们有那么多改革的愿望。尽管这种压制从某些方面看并不算错，但这事像其他任何类似的情况一样，化成了激励的力量，强调这种情况的普遍性不可能磨钝这力量。从而我相信，正是在那个晚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读书了。当时，对我来说用所谓普遍现象的说法并不能驳倒这一点。当我看到人们不相信我对读书具有不可克服的欲望时，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只是渐渐地，在很久以后，也许已经在这欲望减弱了的时候，我才认为，许多人也曾有过同样的读书欲，但都被自己克服了。不过当时我只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悲伤地去睡觉，憎恨开始滋长起来。这憎恨决定了我在家庭中的生活，从某一方面讲，它从此成了我一生的基调。这禁止读书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它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因为其影响是很深的。人们不承认我的独特性，但由于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在这方面总是十分敏感和警惕，于是在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中看到了一种最后的判决。既然人们对我这种外露的独特性都做了判决，那么我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的命运就更糟糕了，我掩藏着它们，是因为我自己认识到其中有些微不合理之处。比如我有时没有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晚上就读起书来了。这作为对义务的耽误来看恐怕是很不好的，但不应就此对我做出绝对性的评判，而应作有分析的评判。作有分析的批评时应该看到，这种忽视义务并不比长时间的阅读糟糕，特别是由于我对学校和对权威的畏惧使这种忽视义务的行动本身大受限制。由于读书而没有准备的某些作业，第二天一早或者在学校里我会利用当时很好的记忆力很快补上的。问题是，我长时间读书的独特性所遭到的判决，现在通过我自己的手段延伸到那掩藏着的忽视义务的独特性上去了，结果使我的心情压抑不堪。那情形就好像某个人用一根鞭子打人，但不把人打痛，只是碰一碰以示警告，而他自己却把鞭子解开，把一个个尖头对准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刺进其内心并搅动，而那只陌生的手还一直静静地握着鞭柄。如果说，即便在那时我还没有这么厉害地惩罚过自己，那么无论如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从我的独特性中从来没有引出那种真实的好处：最后能具备持续的自信心。显示独特性的后果反而是：要么我恨压制者，要么我把这独特性视为乌有。这两种后果从自欺欺人的角度看也联系得起来。但是我如果那时只掩藏着一种独特性，那么后果是：我恨我自己或者恨我的命运，把我自己看成坏种或者可诅咒的人。这两类独特性的关系多年来表面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越走近为我敞开的生活之门，那些外露的独特性就越增加。但这并没有使我得到解脱，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通过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人们是永远不可能坦白一切的。甚至往昔那些看上去似乎彻底坦白出来的事情，后来也显示出还有根子留在内心深处。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的松懈整个心灵结构的行动中，只要出现一种暗藏的独特性就足以深深地震撼我，使我到处都抓不住可以靠一靠的东西，使一切适应环境的努力付诸东流。即使我什么秘密也不保留，把一切都抛得远远的，从而得以干净清爽地立于世间，过去的混乱也马上会重新回到我的胸中，塞满我的心胸。因为照我的看法，那些秘密不然不能完全被认识清楚，被正确地评价，因而通过普遍化的方式又回到我的身上来，重新占据我的心灵。这不是错觉，而只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至少活着的人谁也摆脱不了它。比如说，有一个人向他的朋友承认说，他是吝啬的，那么他在此刻，在这个他寄托了评判权的朋友面前似乎就从吝啬中解脱了出来。此刻这朋友将采取什么态度也是无所谓的，不管他否认这种吝啬的存在也好，或者建议怎么摆脱吝啬也好，或者甚至为吝啬辩护也好。甚至即使这朋友由于他这一坦白而宣布结束与他的友谊，也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倒是，这人也许并不是作为悔过者，但作为诚实的罪人向公众说出了他的秘密，并希望通过此举能重新夺回那美好的和——这是最重要的——自由的童年时代。但他夺得的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愚蠢和以后长期的痛苦。因为在这悭吝人和朋友之间，在桌子上的某个地方放着钱，这悭吝人必须把钱搂过来，而且伸出手去的动作越来越快，在半道上那坦白的作用固然越来越弱，但还不失为一种解脱；在半道以后就不然了，情况就反过来了，那坦白就仅仅照亮着那只向前伸动着的手。坦白的作用只有在行动前或行动后才有可能是有效的。行动本身不允许任何东西与它并存，对于那只正在搂钱的手是没有言语或悔过可以解脱的。要么必须把这行动，即把那只手消灭掉，要么必须处在吝啬之中……

强调独特性——绝望。

这篇小文以读书为例，认为家长规劝孩子晚上读小说的行为，并不合理。因为时间无限、视力无限、夜晚无限……这里我无法跟上卡夫卡无限的思维。但其余部分很好理解：孩子所阅读的不是一本愚蠢的书，而是一本吸引他的书。吸引他就关联了人的独特性，人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因此家长和学校的劝阻，是“对义务的耽误”。

而且，如果孩子因为晚上长时间阅读而忘记完成作业，受到学校老师的批评，这种批评同样问题很大。作业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补上，但批评对孩子的伤害却无法化解，反而让他憎恨压制者。所以一个孩子显示独特性，若不是导向憎恨压制者，那就会导向消弭独特性。最终导向恨自己，把自己看作坏种。痛苦，卡夫卡无限痛苦。

他曾说父亲的形象就是“一根高高举起不知什么时候会落下的鞭子”；而他在教育方面受到的压制，也像是被陌生之手静静握着的鞭子，用这根鞭子打人，不会把人打痛，只是碰一碰以示警告。父亲如鞭子一样的“教育天才”，在他身上完全失败。

……可是这就是你的全部教育方法。我相信，你有一种教育天才；你的教育对一个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是有效的；他会看得出你对他说的话中的理智所在，从而对其中别的因素不必关心，安安静静地照此行事就是了。但对于我这个孩子，你对我吼叫的一切都不啻是天谕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它成了我判断世界的最重要方法，尤其是判断你自己的最重要方法。你在我身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黎奇译《致父亲》）

……可是这就是你的全部教育方法。我相信，你有一种教育天才；你的教育对一个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是有效的；他会看得出你对他说的话中的理智所在，从而对其中别的因素不必关心，安安静静地照此行事就是了。但对于我这个孩子，你对我吼叫的一切都不啻是天谕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它成了我判断世界的最重要方法，尤其是判断你自己的最重要方法。你在我身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杨劲译《致父亲的信》）

他对这种被耽误的、完全失败的教育是如此不满，以至于将“强调独特性”与“绝望”挂钩，越是在教育中强调、追求独特性，就越绝望。

他还曾在写信时引用斯威夫特的话：在孩子的教育方面，父母是最不可信赖的人。认为家庭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极其复杂且不稳定的有机体”，在家庭中，父母“剥夺了孩子的个性权利”，仅仅为“遵守某些要求的某些人”留下了空间。

但他只能在日记中不断改写，不断被教育损害，这就是卡夫卡的可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