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介入”从属于“[[客观的描写]]”，上帝不置一词，又名“作者无话可说”。

罗伯格里耶极力反对一个作家有话想说，甚至反对作家应当有话想说。《巴黎评论》问他为什么。他说，当小说家“有话想说”，就表达了某种“思想”，其中往往有政治的内涵，或是宗教的讯息、法令，跟人类社会有关。他举福楼拜为例，福楼拜描绘了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但他无话可说。对于改善世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拿不出一剂良方。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而社会活动家萨特则认为，福楼拜通过在小说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奋斗的失败与苦难，以此为现实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做了一种“想象性的补偿”，于是，资产阶级读者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他们无情的剥削行为；另一方面，这种只专注于形式的艺术呈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于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普通群众显得晦涩难懂，所以“正好符合社会保守主义的利益”。

这种口吻很接近我们经常听到的，“只描写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没有反映广阔的社会面貌”。用萨特们的说法，作家理应“介入”，理应“干预”，文字即行动，一个人如果能通过写作参与历史进程，那简直再好不过。作者要表达世界观，传达某种事实或讯息，对社会有所介入。作家要离开象牙塔，直面社会历史的转型，变成“革命者”，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反抗者”。

现在看有点天真，让人哈欠连连。

罗伯格里耶所反对的就是这一套。

但好笑的是，后来萨特也逐渐承认，“重要的是福楼拜在另一个层次上彻底介入了……这归根结底是承担全世界，承担整体……福楼拜作品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其中有人，然后从虚无的观点解释它，这是一种深层的介入，而不是简单的在‘承诺书写’意义上的文学介入。”出处我懒得找了，可能是《家庭的白痴》。

社会对于小说家总有些不切实际的祈盼。 1980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了健吾同志的评传，新添一篇序言，[[写在新版《福楼拜评传》之前]]。当头就是一句“它也不是全无毛病”，细数评传所欠缺的东西，也就是福楼拜对社会、对时代的态度、对政治的态度、对宗教的态度。

健吾同志特别指出，《包法利》英译本由马克思的女儿译出，那是第一个英译本，“说明他觉醒后深厚的艺术功力是能得到欣赏的”。由此可以一窥八十年代初的政治风气和出版环境。

1999 年魏小芳译本，说《情感教育》“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激情，反映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群对革命的不同反映以及专政阶级对革命的残酷镇压。作者从各个角度出发刻画了一些趁势追求功名利禄的丑恶形象，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影射出了作者对革命的情感。作者善于实事求是，写出的人物和事件也同样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也蛮好笑的。

但福楼拜在他的头两部小说中无疑都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有格局，他说的最好：

“……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家不必要把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