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曾经听一个年轻小孩谈论这本书，“一言以蔽之，那条鲸就是所有人的母亲，她在水床上翻滚。亚哈带着俄狄浦斯情结，用最可怕的方式杀死了她。”于是他大开思路，进行了更多角度的解读。

如果模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裴阔德号就可以比作一间工厂；亚哈船长，经理；船员，工人。“你的立场是偏宗教性的吗？裴阔德号在圣诞节那天早上的航行，就是一座向南航行的海上大教堂。你是弗洛伊德或者荣格的信徒吗？那你的阐释可以是丰富、无穷无尽的。”

阿摩司奥兹的想法是：如果这本书在南美出版，作者略萨，人们会说它表现的是独裁专政。如果它由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写成，又会被解释为反映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在中东则会反映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反之亦然。

当文本过于避实就虚，试图将其当作寓言，分析其中的隐喻或影射，就很愚蠢。

海明威发表那个大鱼的故事后，批评家就分析老人象征什么，大海又象征什么。海明威很生气，他认为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只有鲨鱼有象征，鲨鱼是批评家。然后他给自己信任的一位朋友贝瑞逊写信，希望他出来说几句话，贝瑞逊的回信是我读到的对象征最好的诠释。贝瑞逊说老人确实就是老人，大海也就是大海，他们不象征什么，但是，贝瑞逊最后说，一部伟大的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一个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大海会拥有多少象征？只有这样的形象才会无处不象征。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的是真实童年，但无处不象征童年。我也很喜欢艾萨克·辛格的哥哥对他说的那句话：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的，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

叙述庞然大物，必然产生言外之意，但未必就能简单归纳为几种思想。一群人追不上一头鲸，只能说明鲸鱼想去哪就去哪。小说只记叙了那么几个事实，别的都没法盖棺定论。

福斯特的阅读理解是：对恶的战斗铺陈太长，或者说方式错误，只会产生恶果，骑士精神也被压缩成扭曲的复仇。[[《小说面面观》第七章]] 这样解释，但我无法接受。亚哈盲目、疯狂，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边界，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自然不能仅从表面的“复仇”角度解释，但也不能说他的行为就是对恶的战斗。把白鲸当作恶，是对庞然大物的窄化。与其代表恶，不如把白鲸比作宇宙，混沌、黑暗、幽深，非理性、非人无从理解。由此而来的险恶，只不过是一个附属概念，黑夜的一个噩梦。

不能否认，最近几个世纪，公认最佳的小说家都在采用某种含糊的写法，导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西方的说法是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说来，莎士比亚一定影响了本书创作，那种生命、命运中浓厚的悲剧色彩，思想和观念，还有那些戏剧味道、修辞的手法、寓言一样的艺术形象，从鲸鱼到船长，从以实玛利到魁魁格。梅尔维尔似乎把霍桑推举为美国莎翁，也许他自己本人更像。

含糊是自觉的。那么多人物跟《圣经》文本有着或明或暗的对应关系。这必定是一种有意识的写作策略。梅尔维尔写信给霍桑太太，说写作时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整部书可以套用寓言的结构”。但他又在 [[《白鲸》第四十五章]] 变相暗示，把真实的奇迹解读为寓言，糟糕而且可恨：

陆地上的人对世界上有些明明白白看得见摸得着的奇迹大多一无所知，以致如果就捕鲸业的明显事实不从历史上或其他方面加以指点，他们就许会把莫比·迪克当做荒唐无稽的传说加以嘲笑，更糟也更可恨的是把它看做是个可憎可厌不能忍受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