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杂文“极端体验”开头，引述了一则唐传奇故事。说一个书生，自比李白，遂号李赤。一天春日融融，李赤和朋友出城郊游，倏忽不见人影。朋友寻到李赤时，他正头朝下、脚朝上，倒栽在粪桶之中。后来两人一起吃饭，李赤又不见了。朋友沉着地去厕所找他，只见他已然气绝。结合原先一些迹象，恐是李赤鬼迷心窍，被一个“妇人”蛊惑，所以像个跳水运动员，主动扎进粪桶。
文中说此故事来自“酉阳杂俎”，但段成式其实没有记载李赤的传奇，类似的人物、情节，可见于另一本唐代志怪小说，专记“世事之独异”的 [[《独异志》]]。宋人编的大型类书《广记》，选用的就是后者版本。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於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即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婿。」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如赤夢中所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廁，見赤坐於床，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寮有與赤遊舊者，設宴飲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廁，見赤僵仆於地，氣已絕矣。
不难发现，这则短文主讲“厕鬼”。这种鬼怪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就有。比如《甄异录》：“庾亮镇荆州，亮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再比如《幽明录》：“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
到中唐，柳宗元又写《李赤传》，情节大抵相似：李赤见妇人，被勒脖子，他就像玩游戏，一边配合，一边伸舌；李赤写遗书；李赤两次不见，友人都是在厕所找到他；最后李赤掉进厕所，死。
柳的版本更加惊世骇俗。他的李赤抱着粪桶，诡异地笑，眼睛往里头探，仿佛就要钻进去。被友人拽回，他还大怒，说他在殿堂中已经看见了自己的新妻子，而殿堂就在厕所里，“堂宇之饰，宏大富丽，椒兰之气，油然而起”，犹如仙境，反而人世间才像粪坑。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法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
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倒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 「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眾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床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眾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咒術者守赤，赤自若也。
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屍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故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从说书的角度看，《李赤传》有不少小创新：一，“妇人”的形象不同，更早的版本是半夜出现，让李赤从是睡梦中醒来，柳宗元版本更长、更新，反而没花什么心思描写“妇人”，淡化了鬼神色彩；二，两个故事中李赤写信的时机也不同。陆宗元的李赤是在窒息游戏后，另一个李赤是在游戏前；三，柳宗元在文章最后说，李赤写的是遗书，与他妻子、母亲诀别，措辞和常人无异，这是描写人。另一个李赤只是说他被郭氏选作了夫婿，留下遗书，更像是被鬼带走，这是描写鬼。
柳的版本在人心之事上，更富于传奇色彩。他花了很大篇幅写了李赤对厕所的迷恋。但在鬼神上，反而做了一些细节削减。他也试图从故事中发掘一些道理，所以说：李赤被迷惑，才变成这个样子，其他人也有可能这样，神魂颠倒，是非不分，到死也不醒悟，所以应该以此为鉴，修身养性，不要为了“欲利好恶”迷失，不然也没资格嘲笑李赤。
这里相当有趣的一点是，柳宗元没有唾弃李赤，或者说，没有用世俗的眼光去给他定罪。小波同志虽为现代人，也说尊重李赤的爱好，尊重他喜欢极端的体验，但这更接近一种调侃。他认为爱钻粪桶，就类似美国某些俱乐部中特地给口袋露出半截黄手绢的人，这群人喜欢黄金浴，也就是屎尿淋头。
反而是柳宗元这个古人，没有对李赤倒错的、脱离常规的、疯子一样的行为，加以褒贬、讽喻，而是平添了更多李赤的心理和思维，从中透露出一丝现代气息。他发现此人“以世为溷，溷为帝居清都”，颇为感慨。当代文学对待疯子的态度、对待失败者的态度，仿佛露出了一点端倪。
文中的李赤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曾做《姑孰十咏》，被收入全唐诗。他也算个狂热的诗人，不仅自比李白，还要把作品混入李白诗集。我对唐诗没有研究，此人作品，我也说不上好坏。但苏轼对其评价不佳。苏轼曾路过姑孰县，偶然读到当地所引的“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判断为伪作，后又听到一些说法，说这些诗歌出自李赤，证实了他的猜想。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見孫邈，雲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為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读了柳宗元的文章后，苏轼悻悻于赝物，更觉得李赤写诗不过如此，此人自比李白，说明心里有毛病已经很久，跳粪坑不单是厕鬼的问题——这句判断，其实也道出了古今作者的区别，唐代志怪小说关心“厕鬼”，而现代文学更重视“心恙”。可惜最后李赤倒栽葱一样死在厕所，不管在哪个年代，实在欠缺一些美感，相比李白落水要差得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