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更执著于自身的愚昧（格里帕泽、福楼拜）。
——卡夫卡八开笔记本断简残篇

谁是格里帕泽？他和福楼拜终身未婚，所以卡夫卡时常同时想起他们。但我们暂时不谈婚姻。

总而言之，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愚蠢”。很多人以为愚蠢就是缺乏智慧或知识，这种定义是不准确的。古往今来许多人，对此都有所误解。

福楼拜率先注意到，第一，愚蠢是凡人天性的一部分，无法通过教育、或者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改正，许多先进的观念反而更加暴露出一个蠢人大脑空空。愚蠢恒久稳定，不因时代转移，不与人性分割。

第二，愚蠢也经常与庸常挂钩，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麦田里的小捕手看得分明，成人世界既美满又无聊。女人毕业后再也不读书，和一些蠢货结婚。蠢货们最关心他的名牌车耗油多少，没事就为体育比赛大发脾气。只不过大家或多或少，基本都拥有了选择愚蠢的自由。

而在福楼拜所处的十九世纪，人们精于算计、投机取巧，开口闭口科学、启蒙，以进步人士自居，实则随波逐流，还巴结权贵和名人。他们涌向愚蠢，愚蠢占领他们，占领资产阶级中间人物、资产阶级的后裔。这句话跟批判无关，单纯只是美学上的陈述。

凡这类事情，无证药剂师郝麦没有不插一脚的。他净说些显得聪明、显得自己什么都知道的陈词滥调。若无利害冲突，他是一个热心人，但要有人碍事，郝麦绝不会手下留情。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课后作业中给出第十二题：什么使郝麦这个人物既可笑又可憎？

答案是愚蠢。

郝麦给四个孩子取名字，“一个叫拿破仑，代表光荣；一个叫富兰克林，代表自由；一个叫伊尔玛，也许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让步；一个叫阿塔莉，却是对法兰西戏剧最不朽之作的敬意”，全部头头是道、追求时髦，足以在外行面前卖弄学识。但到了内行眼里，比如夏尔之外两任医生登场后，不懂装懂的郝麦就只剩滑稽。

《包法利》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郝麦的：他新近得到十字勋章。福楼拜未加褒贬，但很明显，他厌恶愚蠢，无法忍受愚蠢。每当愚蠢混杂了平庸、日常琐事、市侩习气、公共事务，乃至虚名、进步，他都坐立难安，想写一部爆炸作品炸掉世界，《布与佩》就是那颗炸弹，对人类愚蠢发起的总攻。

但奇妙的是，他又为愚蠢深深着迷，热衷于创造愚蠢的人物。无论艺术手法多么丰富，笔下永远是那些贫瘠的人。艾玛、弗雷德里克、布瓦尔和佩库歇，都生性愚蠢，注定失败。他带着一种不无恶意的激情，不动声色地讽刺，变相地抨击，并从中获得快感。

一个原本正常的人，几十年如一日耐心地收集、整理、创作，用这些材料编写词典和小说，就像身上有伤口，他摸起来疼，又忍不住摸。随着写作难度（在主观上）越来越大，正常的身心不知不觉被虚构的蠢人占据，逐渐和他们合而为一，“我变成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一如 [[X，就是我|“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作者的愚蠢和人物的愚蠢混合在一起，像一滩烂泥。揭露丑变成一种美。他说他的象牙塔同时也是臭泥潭。他试图用烂泥塑造人，又把自己的想法赋予他们，让他们看见、看清身边更多贫瘠的人，让他们厌恶其他烂泥。这难道不是一种慈悲，同时不也是一种莫大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