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周十九世纪小说，难免想换换脑子。我从图书馆新借了一本书，是一个知名英国女作家写的，书名叫什么就不提了，故事我也没大看懂。书的封皮很软，不知多少人翻过，纸页边缘都发黑，仿佛被某种缓慢的火焰灼焦了。翻到最后一页，没有同名同姓的借书证，但夹着三张稿纸。

纸对折着，很旧，藏了有些时候了。把稿纸展开，正反面全是字，密密麻麻。字体纤瘦，像是蜘蛛喝醉酒结下的网。

我本可以把它们直接扔了，或者原样塞回去，假装没看见，然后去打一盘游戏。但作为一个友善又有阅读量的人，我总觉得直接扔掉别人手写的大段文字，是一种反文明的暴行。所以我坐了下来，打算看看这么多字到底在琢磨些什么。

稿纸上有几个小标题，分别是英文的“传单”“麻雀”等等，有点装腔作势。我按照“传单 - 不毛之径 - 传单 - 麻雀 - 镜子”的次序阅读，似乎通顺，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从内容上看，我觉得这位素未谋面的前辈，是想给我留下一个哲学问题。

他的思维被日常琐事困扰，又过度活跃、渴望意义，结果不知所云。而且不客气地说，这位仁兄如果在路上看见一泡狗屎，也能洋洋洒洒地分析其前世今生，把它上升到宇宙热寂的高度。唯一使我觉得靠谱的是，他提到逸夫楼后头的“不毛之径”，这我还真知道。

落款有一个签名。我下意识地打开谷歌，输入这个名字，再加上学校的后缀，想看看他后来是不是成了一个话痨，或者一个靠写字吃饭的人。谷歌说，没有，没有任何结果。也正常。所以它要么只是个笔名，要么籍籍无名。

想到这里，我把那几张稿纸重新叠好，塞回那本书，最后还给了图书馆。我不想把它当成什么有趣的东西供起来，也不想把它扔进垃圾桶。但是几天后，我又去把书借了回来，回到寝室，对着稿纸，手打了所有内容，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THE FLYER

我记得，曾有一段时间，传单的出现构成了一种精确的、几乎是天文学的日常周期。你从学校食堂走出来，从文化广场走过去，总会有早有预谋的家伙埋伏在路口，不出意外又出其不意地跳将出来，“同学，看一下传单”。他们的伎俩不算光明正大，却也称得上是守正出奇，是阳谋。当中有的人笑容甜美，倒也顺眼，有的则面无表情，一如他们递给你的传单，黑白两色，死气沉沉。

某些人会自然而然地接过这些传单，好像伸手接住从空中飘下的落叶。这一现象似乎已然成为这个美好校园的某种缩影，重复而乏味。而此等关头，我的脑内总会想起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男人忽然摆摆手，拒绝接受传单，后又不知何故，转身回去，再次接过那张纸。等发传单的人说完谢谢，他又一言不发地走远，直到传单人看不见的地方，最后看也不看，把纸揉作一团扔在地上。

这个场景一定出自某本传记化小说，具体是哪儿我忘记了。越是想不起来，心里越像有根刺。本来有一本怀疑对象，我重新看了遍，原想只要重读，总会发现场景出处。但不知是因为记忆的过错，还是因为我看书时错过，那部嫌疑书中并没有类似的桥段。虽然错过的可能性大一点儿，可我还是为有概率过错感到难过，以至于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不是我凭空捏造的故事情节，是不是我自己构思的画面，是不是我把它自以为是地嫁接到了别人的小说里。但无论如何，在此我不愿提及那本嫌疑书的名字。

然而，正因长期困扰于记不清这一场景的出处，在对待这些校园宣传中屡见不鲜的传单时，我设定了一套既定的接受模式，好让自己不去过度思考无解的谜题。我从不拒绝传单，也从来不愿意看它们一眼。接过传单后，我就在拐角处扔掉它们。这一固定处理手法同我脑内的剧场有所不同，没有什么冲突，没有那么凸显矛盾与变化，但也自有一种人物态度的展现，它反映了我的某种心理特质和性格习惯。

THE BARREN PATH

直到今天，我在走过不毛之径时，又收到一张传单。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不毛之径”，大家肯定都见过它们，通常位于直角路口，勾三股四包着草地，那条弦五的所在就是一条近道，经常被抄，土地夯实，导致不毛。我校逸夫楼附近就有这么一条不毛之径。

不知是谁，或许是好心，或许是环保，或许是为了掩饰校风，在上面铺上了许多矩形石板，让原本不长草的近道端庄了许多。起初，这对于整治学生抄近道踩草坪这件事收效甚丰。这个季节，草木茂盛，石板与石板之间绿草长势很好，令人欣喜。总算大家都走石板，再没有人踩草地上去了。可是不久以后，我们又发现，在石板路两侧各多出两条不毛之径。

据我分析，这是因为石板与石板之间的距离太小，走起来很不舒服。如果你一块石板、一块石板地踩，那么就像挪小脚；两块、两块地踩，又像趟小河，很难受。反而导致大家不走石板，又开始走石板边的草地。这件事肯定说明了一些道理，我每次踏过不毛之径时都在想。

THE FLYER

言归正传。在不毛之径上收到传单，以往习惯使然的、随手接过的做法忽地令我感到困惑，一种明显是错过的困惑。我不禁思索，在扔掉传单之前，是否应该费心多看它一眼，哪怕只是略微瞥一眼。我可以“看见”什么？于是我从垃圾桶中捡回了那个纸团，现在它皱皱巴巴，好似一张老人的脸。

然而行文至此也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漏洞。我原可以回去找传单人再要一张，为何非要从垃圾桶里翻找？难道传单与传单之间还有所不同么？难道垃圾桶，它不脏么？但我的确在褶皱的传单上发现一处有趣的地方：公益励志、时间地点、留学志愿、复印打印，都是四个字。没错，褶皱也不能隐藏这一点，四个汉字，就是宣传的最佳工具。

我顿时心满意足。既有收获，是时候将传单扔掉了。嘶地一声，我将传单撕扯，纸张的裂纹与褶皱并不重合，它此刻耷拉着一只角——四只角剪去一只角还剩几只角？眼下又产生一张撕破的传单，一张新的传单，我拒绝再找传单人，不就是为了躲避新传单么。糟了。现在我该拿它怎么办。

一种选择是继续撕下去。最好把纸张一层层折叠起来，一撕就能产生几倍的分裂、几倍的声音，让传单化为雪片，丢进垃圾桶。可这不符合我此刻的心境。我甚至有一丝胆怯，有点儿退缩了。我想把这张传单塞回包里，带回去用胶水修补，在纸张分开的缝隙轻轻涂抹，然后紧密细致地接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把四个宣传文字拼接回一起。最后我吹干湿润的地方，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它就又完美了。

将一张分开的纸张拼合，这种新奇的想法使我大受感动。我忍不住多撕扯了几下，传单也开始发出愉悦的尖叫。现在它就像拼图的各个部分，我只需要把碎片拼凑起来，而这种事情一个晚上就能完成。当我完成它的时候，传单便会恢复其本来面目：四个汉字，紧接着又是四个汉字，四个汉字，紧接着又是四个……思考良久，我终于从面前这位传单人手里接过目标。但打算在与她错身而过的时候，看也不看就丢在地上。

正是在这种时候，你总会洋洋自得地觉得你自己是鲲鹏，而传单人都是蜩与鸴鸠。但你从未真正感受过什么叫“逍遥游”，你只是再次被禁锢在某处，被一条不毛之径禁锢，被传单禁锢，一个个模糊的记忆、无解的问题。高二那年，有一回，我忘记怎么就惹怒了语文老师。老师让我背半部《逍遥游》，还是去办公室背。我在办公室背得很流畅，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句，心想这不是凡人能够做到。

THE SPARROW

在《一千零一夜》中，有一个魔鬼掳走了公主，并自信地向她透露，本魔鬼出生时算过卦，有一天，某位王子将毁灭自己的灵魂。因此，魔鬼将灵魂塞进麻雀的胃里，再把麻雀装进盒子，接着嵌套七个盒子、七个箱子，最后把箱子藏在一个大理石保险箱，埋到某处远离人烟、四面环海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正如同那个麻雀胃中的灵魂。这才是生活的常态。当然，在故事最后，王子找到麻雀，拧下脑袋，杀死了魔鬼。故事结束，灵魂似乎得到解脱。可是在许多童话与神话故事中，死亡并不能让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魔鬼下地狱才是传统，或者被封印，关进油灯、水瓶、电饭煲，不下地狱也至少下一个直通泄殖腔的麻雀的胃。

那天夜里，我走在小树林就看见这样一只死掉的麻雀。众所周知，麻雀繁殖能力很强，群居，一年四季都是成群的，在电线杆上多嘴，又因为习性亲人，几乎随处可见，但我们却极少见到麻雀的尸体。也许当它们快死的时候，都是独自在乱草之中挣扎，奄奄一息整个昼夜，远离自己的族群，更没有人听见或看见。

我曾经在路上见过白色的包子、绿色的西瓜皮、晶莹剔透的皮蛋、破碎的蜗牛壳，但还是第一次发现麻雀的尸体。正是因为很少见，我蹲下来观察这个标本。只见麻雀的两翼僵硬着，一动不动，仿佛从来也不曾张合过。在其翅膀内侧、靠近胁腹的绒毛之间，有个硬币那么大的溃烂伤口，正爬着许多细小的、玫瑰红色的丝状蛆虫。伤口是新鲜的，证明它刚死不久。但它同时又有某种衰败已久的干枯感，仿佛一踢就会碎。

于是我从路边捡了一根小树枝，想拨弄两下，没什么目的，也不是什么太详细的计划。瞬间，从尸体上传来一股什么东西被晾干的气味。如果你曾近距离闻过什么动物，任何动物，它们身上都会有一股肉腥味，不一定是臭的，也可能是腥香味。但是随着我的拨弄，这股腥香味消失了，四散到空中。肉还是肉，羽毛也还是羽毛，但麻雀已不再是麻雀。

正思考间，忽然起了一阵风。我向四周围看了一眼，打算就此收手。拿树枝轻轻将麻雀的尸体推到路边，我也准备离开。然而行文至此也就出现一个极大的漏洞。到底为什么一只麻雀的尸体会出现在路面中央。这是不是我编的。

死亡不可避免，但很少有鸟类会飞着飞着突然死掉，绝大多数野生动物都会在死亡前失去行动能力——除非是它被一枪射杀（当然也有可能是弹弓），尸体掉落在路上。因为我国不是美国，枪械管制极其严格，有枪也不可能大材小用，拿来打麻雀，所以它被枪杀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我在小时候倒是见过打猎归来的猎人，扛着猎枪，枪头上挂着山鸡。但一名成熟的猎人不可能背着一串麻雀回家，此举必然又失脸面。

那么就只能是弹弓了。但如果是弹弓，打鸟之人又为何把麻雀尸体弃之不顾呢，这好歹也是一个小小的战利品。或者有没有可能这只是一起交通事故。麻雀撞上汽车，瞬间毙命，肇事者不知去向。与人被撞上不同，道路上压根不会留下车辙的痕迹。可是这条路是人行道，也就领导视察或者劫匪逃窜的时候会有人把车开到这里。

当我们开始推测一具尸体的死亡原因，耳边似乎就会传来议论纷纷的声响，但是没有人听得清楚，也始终不会有什么统一意见。而从麻雀的角度来说，翅膀失去抗力、缓缓闭合，这不过是一幕生命退场的自然景象。除了食腐生物和人类，恐怕不会有其他个体关心它的死亡。死去的麻雀将在繁花野草之中长眠，然后被分解，分散在大自然的各个角落。

THE MIRROR

我曾经听说，在遥远的英国有一种巨细靡遗的年鉴，堪称是统计学上的奇观。整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人物与活动，他们的尊卑序列、着装规范，相遇时彼此的称呼与礼数，甚至在同一张桌子坐下时应有的排序座次，应有尽有。这本十九世纪的统计学巨著曾经预估，到了 1914 年，地球有十六亿两千三百万的人口。好些人注意到一个人类个体的死亡，紧接着就有无数人卷入战争而丧命。

以前我还听说过一种“观测者效应”，观测这种行为会对实验对象产生影响。毫无疑问，如果这是一只活的麻雀，必然会因为我的观测逃跑；但这是一具麻雀的尸体。即便再怎么严肃、长时间地加以注意，它又会发生什么改变？唯一的变化是我思维的变化。我的思维裹挟住符号的两到三种可能性，然后试图把这个数字继续提高，至少达到十六亿。

如果将麻雀的尸体视作一个符号，那么这个符号正在被一团不可名状的湿雾包裹住，浸透浸湿。我正因如此被禁锢，永无逍遥的可能。符号在被观察中无限膨胀，人必须努力从中辨认自己，在它变得漫无边际之前。而像这样无数的符号构成了一面面神秘不可知的镜子，在无休无止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而又层出不穷，符号和镜子反映了我们早已理解的万千事物。